“60后”曹亚瑟：饥渴的年代，珍贵的书

新华书店1937年4月成立于延安，至今已80年。作为老牌国营书店，新华书店在全国书店中的地位无可比拟，也是承载了几代人回忆的阅读场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邀请了分别属于“60后”、“70后”、“80后”和“90后”群体的几位读者来讲述他们与新华书店的故事。

本文作者曹亚瑟，媒体人，1964年生。现任《东方今报》副总编辑，曾出版《烟花春梦》、《白开水集》等作品，编译有《纸上的王冠》。

资料照片：1970年代的新华书店阅读室

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与新华书店有着特殊的瓜葛。

我最早爱上书，是受哥哥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我还在读小学，林彪出逃摔死后，政治运动有一段稍稍的停歇，但课本中仍充斥着口号，当然缺少吸引十岁娃娃兴趣的地方。而频繁地填写各种表格，使我对填写“家庭成分”充满恐惧（一会儿填“小土地出租”一会儿填“城市贫民”，我始终搞不清我家成分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学对我纯粹是一种折磨。

那时，我哥哥作为下乡知青，下放到一个郊区农场，几个月才回家一次。父亲则下放到外地，因母亲早逝，只有姐姐与我相依为命，家庭基本上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那段时间，大规模的批斗活动有所减少，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松动，但物资供应仍然奇缺，大家的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半饥饿状态。松动的迹象是，除了毛泽东、鲁迅的书之外，开始能买到一些其他种类的书了。这期间，我哥哥每次从农场回家，都会带回来一大包书，他的几个声气相投的同学都爱到我家来谈论国际政治、世界大势。

每到这时，我都会悄悄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旁边，听他们高谈阔论，心中也埋下了读书的种子。继1960年代初的黄皮书、白皮书后，那几年国内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书籍，基本上是以国际政治人物传记及回忆录、国际共运史、苏联东欧研究、国别史、美国及中东研究、世界文学名著为主。原来，我哥所在的农场距离荥阳县城不远，有一次他去荥阳新华书店想买一本《摘译》，不巧书卖完了，恰值一位书店领导当班，他问清楚我哥想找什么书，然后就把自己收藏的那本书给了我哥。那本盖有“李时超”图章的书籍，成为他们友谊的开端。李时超当时是这家书店的书记，他很欣赏这么一批酷爱读书的知青，彼此遂成了好朋友。从此，李时超只要见到好书就会给他们预留下来。这些“内部发行”的书籍，一般要凭单位介绍信才能买得到，像我哥这种尚无工作单位的知青肯定是无缘购买的。我哥回忆说，那时的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麦克纳马拉》《和平的反革命》《出类拔萃之辈》《田中角荣传》之类。我记得，有一次我哥他们搬回一大包新书，其中有一套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整整24本，因为这是他们一帮知青凑钱买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买回全套，所以我哥与他的一位同学只好每人分得12本，然后再彼此交换阅读。直到2002年有孔夫子旧书网后，他才把这套书在网上配齐。我哥哥的这些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使我养成了买书、藏书、读书的习惯。

当时新华书店几乎是人们购书的唯一渠道。粉碎“四人帮”后，我虽然才上初中，仍在懵懂之中，但世界文学名著公开发行后，年轻人在新华书店门口彻夜排队购买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哥哥当然是这支队伍中踊跃的一员，他几乎把自己所有收入都换成了世界文学名著，我家放碗筷的柜橱被他改成了书柜，半人高的衣柜也改放各种名著了。我去上学时，书包里经常悄悄装上《十字军骑士》《亨利四世》之类的名著，虽然我基本上看不明白，但由于伪装得非常“高大上”，也藉此博得了同学们的仰视。有个小插曲，我在翻阅《希腊的神话与传说》时，首次看到了美妙的人体插图，虽然感觉到一阵面红耳热，但那些图画打开了我幼小的心扉，这才知道人体是那么美，根本不像过去宣传得那么邪恶，审美观因此被彻底颠覆。

我自己有意识地买书，是在1980年代初期。那时正在复习准备高考，我去一位复读的同学家玩，看到他桌上放着一本《小逻辑》。“逻辑”还分大小？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也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人家都在看这个了，我们还在课本中孜孜以求，真是太low了。后来，我到新华书店去寻找，才知道作者是黑格尔，他不仅写有《小逻辑》，还著有上下两大卷的《大逻辑》，以及四卷本的《哲学史演讲录》、两卷本的《精神现象学》等。从此，我爱上了西方哲学。在我家附近有个解放路新华书店，是当时全市最大的书店，我常去这家书店的“图供部”转悠。那时“内部发行”的书籍虽还很多，但已不像过去那样非凭单位介绍信才能买书了。只要是成年人，能知道新华书店院子里有个“图供部”的，都非等闲之辈，他们一般就不再过问了。

1980年代中期，文化热、美学热大兴，二渠道也悄然崛起，那时书摊上满是尼采、叔本华、弗洛依德、荷妮等人的著作（后来才知道那时用的是台湾译本，翻译不太过关），大多是二渠道做的，我们几个同事除工作时间外，大都悠游在这些大小书摊。当然，这时新华书店还是我购书的主要渠道，我在那里购买了大量哲学、美学著作。我还记得，在解放路新华书店二楼的古籍书店里，我以19.80元的价格买到过中华书局绿皮版10卷本的《史记》，以26.50元价格买到过10卷本的《太平广记》，这在当时都是很贵的书，需要存上几个月的钱才能买得起。我最开心的是买到徐梵澄翻译的《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这两本印度哲学经典，都是一千多页的精装大书，我读起来也似懂非懂，但我从鲁迅著作中知道徐梵澄这个人，也知道这些书的价值，觉得买下来什么时候读都是值得的。果真，后来很多朋友来我的书房，看到这两本书都很眼红，几次差点被“顺”走。我一直忘不了，当时我抱着那本厚厚的《神圣人生论》走在街上，那副神满意足仿佛拥有整个世界的样子。

1980年代后期，正是我谈恋爱的年纪。那时我有个咖啡色公文包，里面经常装着四本厚书，它们是：萨特《存在与虚无》，弗洛依德《梦的解析》，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这四本书玄而又玄，成为我的恋爱利器和护身法宝，所向披靡，真把小姑娘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1980年代的“撩妹神器”

1990年代，我在一家报社工作，距离花园路省直新华书店不远，我与几位朋友又成为那里的常客，没多久就跟那里的店长店员们混得厮熟。书店哪个书架摆放着什么书，我们比店员还熟悉。经常有读者问店员找书，店员都闹不清书放在哪里，我经常是一指就找到了。我们几个朋友往往到农历大年三十还呆在新华书店，别人忙着买年货，我们在忙着购书。

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有一位姓顾的女店员悄悄拉我到一边，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李××的，好像是某家新闻单位的。原来是这位李××悄悄给这位小顾写了封求爱信，但又不当面表白，像是在捉迷藏。而小顾已经结婚了，她似乎知道这位李××是经常逛书店的一群人中的一个，不怎么说话，因此不能太确定，所以让我帮助确认。我找人打听了一下，知道这位李××曾在水利部门的一家媒体干过，但现在跳槽了，别人也说不清楚他目前在哪里供职。这位李××写过求爱信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我也不知小顾想找他，是要表示感谢呢还是想当面羞辱他，总之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了。这是我与新华书店之间最奇妙的一段故事了。

在新华书店主导的这段时期，每年国庆节都会搞一次盛大的特价书展，就是把书店一些平时积压的书籍以很便宜的价格来处理。记得当年在省博物馆广场的特价书市上，我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了广陵书社影印1930年代的《笔记小说大观》，全套书共有煌煌24大本，都是16开的大开本，我大概买到了19-20本，后来我又在孔夫子旧书网配齐了空缺的几本，至今放在手边经常翻阅，它的价值是很多笔记史料到现在也没有其他整理本。我还在花园路省直新华书店后院的特价书展中，发现了人民文学版的钱锺书小说《围城》。当我看到整排的墨绿色封面的《围城》，简直高兴懵了，记得原价是1.70元，处理价大概是5毛钱，我当即买了5本。事后我马上给几个朋友打电话，通知他们这里处理《围城》，引来他们一阵狂购，这几位朋友几乎把一书架《围城》买空了。奇怪的是，当年我们逛书店时，几乎没见过这本《围城》有售，谁料想它会出现在特价书市上，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吧。

1990年代中后期，民营书店、独立书店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北京有风入松、万圣，郑州也陆续有三联书店分销店、船歌、席殊书屋、城市之光书店等，有几家书店的选书品味相当不错，很适合我的口味。从那时起，新华书店驳杂的书籍类型就渐渐引不起我的关注，光顾民营书店则越来越多。再到2000年后，卓越网、当当网、大洋网（当时我在深圳工作几年，几乎都是在大洋网上购书、由广州日报发行网络配送）兴起，网购图书越来越方便、价格折扣越来越大，索性连实体书店都很少去了，我与新华书店的故事也就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