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终结的20世纪——重估米兰·昆德拉的历史遗产

中国文坛与学界对“八十年代”的怀旧热度还未完全消退，便又掀起了“重返九十年代”的新一轮热潮。而1990年代，也在一片重审和反思的声浪中，突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尽管与已经成为经典怀旧对象的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仿佛昨天才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刚刚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这种以十年为单元的断代史式的观照、讨论和阐释方式，实际上并非历史研究的精细化，而恰恰是对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感的割裂，也意味着对四分五裂的20世纪在其尾声阶段的进一步切分，使得本来就短暂的20世纪更显匆促。

但在后疫情时代重又降临的冷战阴影，则使我们又获得了一个重新观察20世纪整体性的方式，漫长的东西方冷战所奠定的20世纪格局因此重获一个长时段的审视跨度；在长时段的视野中，1980与1990年代之间那种本来被研究者们建构和阐释出来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再度模糊，而20世纪似乎又连成一片，顽固地维系作为世纪的某种总体性。更何况一个历史时期通常会以某种强有力的惯性持续下去，不会由于另一个时期的来临而马上退场。20世纪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世纪，它至少已经顽强地延伸到了21世纪近四分之一处。

这也就要求我们需要不断重新对20世纪进行整体观照和描述。在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还无法终结。

而米兰·昆德拉在2023年的离世或许也因此构成了20世纪还远未终结的诸多象征性事件之一。借助昆德拉的目光，我们似乎能够从某些特定的角度、层面和视界重新打量20世纪。昆德拉的历史荣耀或许正在这种整体性的世纪之光的映衬下重新焕发出来，而他留下来的遗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恰是关于对20世纪的省思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留给我们的关于20世纪的论述，既构成了人类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回望20世纪进而瞩望人类远景的无法忽视的中介。

米兰·昆德拉

一、“布拉格时刻”已经过去了吗？

这些年不断听到外国作家去世的消息，但似乎只有昆德拉的仙逝让我顿生感伤之情。我一直在想，这种格外的感伤源自何处？

作为1980年代中期进入高校的学子，我所隶属的一代人是在1990年代真正社会化的，我们身上也因此有双重印痕，叠加着两个时代的重影。但与1990年代的大学生不同，我们相当一部分1980年代之子，对如期而至的1990年代，却生成的是一种鲁迅式的“在而不属于”的感受，1990年代在我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似乎是应该被祛除的岁月。但有一个外国作家却在我们的思想历程中如影随形，不仅无法抹除掉，反倒潜藏在记忆深处。这或许就是昆德拉之于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独特意义。如果说，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影响了我们对文学本体的体认，那么，昆德拉则介入的是我们的生命、思想和情感历程。作家鲁敏在昆德拉逝世后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这代文学爱好者，可以说经历过一个‘人人必谈昆德拉’的时期”，堪称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对昆德拉的热爱。

昆德拉不仅伴随了我们这一代的青春阅读，也可以说塑造了一代人对于冷战时期直到1990年代西方文学的想象。

昆德拉1990年代在中国风靡，或许与冷战时代终结，整个世界都仿佛浸润在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有一定的关联，一时间昆德拉似乎构成了世界公民们反思和回顾刚刚结束的冷战时代的最佳人选。人类在与冷战诀别的同时还带着一点怀旧的余绪，这种特定的时代情绪在跨越东西方冷战阵营的昆德拉身上得到完满的投射；昆德拉受到东西方的同时青睐，无以计数的读者对他情有独钟，是并不奇怪的。如今从历史的后设性和回溯性的视角出发，做一回事后诸葛，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昆德拉的作品在全世界的风靡，是人类终于告别冷战阴影的最具象征性的文学事件。因此，尽管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进入21世纪之后出尔反尔，把昆德拉又剔除经典作家之列，但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年问世后大约十多年，布鲁姆曾将其郑重列入《西方正典》的“经典书目”。其实，真正的经典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来检验的，而布鲁姆匆匆忙忙地追认经典，或许因为他也感受到或者受制于全球范围内阅读昆德拉小说的这种并不常见的激情。

而昆德拉小说中的政治感觉和冷战记忆也的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为人类反思和回味这个猝不及防地结束的冷战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

从回溯20世纪的角度上看，昆德拉带给一代中国读者的影响是多重性的。除了示范文学的先锋性之外，昆德拉还影响了我们看待冷战时期东西方世界的方式，他的那些其他西方作家无法贡献的作品，也构成了我们认知刚刚结束的冷战后的西方世界（包括中欧国家）的重要媒介。而昆德拉也堪称是自觉用小说反思冷战，反思20世纪遗产的第一人。毫不夸张地说，昆德拉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连结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文学大师。当人类陷入“历史终结”的狂欢，迫不及待地告别冷战梦魇的时候，正是昆德拉的文学把冷战记忆既冷酷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轻松的笔调潜移默化地带入了人类的下一个纪元。他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因此在书名上就有象征的旨趣和深远的寓意：既是为了告别，但也要经历一场聚会，只有经过了这个聚会仪式，告别才有可能。但昆德拉可能没有料到，人类过于急切地跨入一个资本主义宣称获得全面胜利的新时期，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告别冷战的庄重仪式，而冷战的梦魇也依旧潜伏在人类的政治无意识深处，是即便到了21世纪也无法真正告别的黑暗记忆。

而昆德拉可能也同样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辞世，不仅勾起了人类关于冷战的已经尘封了的记忆，同时也似乎标志着冷战的复活，按鲁迅的话说，冷战的“故鬼”终又重来。这也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20世纪还没有终结，也难以终结，甚至无法终结。

昆德拉逝世后，国内公众号上刷屏的众多关于昆德拉的文字中，有一篇即是前文提及的布鲁姆的文章，这篇写于2002年的短文说：“我还是对昆德拉会保有持久的声望有些怀疑。在他之前，已经有太多天才写了事后看来是一时之作（Period Pieces）的书。”进而怀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会不会也将成为“一时之作”，不配进入西方正典。文章中还有一段话：“‘布拉格时刻’已经过去，年轻人不再在背包里放本昆德拉就踏上去捷克首都之路。”

但时光又过了二十余年，历史本身神奇的发展进程仿佛给了世人一个质疑布鲁姆的理由，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布拉格时刻”真的已经过去了吗？全球冷战作为一个时代当然已经过去了，布拉格被入侵的事件可能也淡出大部分读者的视线。但就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态势和走向来看，冷战的阴影其实依旧笼罩着全球，冷战思维也好像并没有被彻底祛除。我在昆德拉离世后的一个星期里又重读了昆德拉早期的几部作品，包括《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还有精彩绝伦的文论《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感到他的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历史情境，以及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和思想感兴，依然可以印证我们的当下。这种印证不限于具体哪个国家，反而更有世界性的启示意义，就像昆德拉所激赏的卡夫卡具有一种预言性一样，昆德拉也在他的小说和文论中做出了关于世界和人类远景的关键性预言，他是继卡夫卡之后，20世纪另一个真正具有未来性的作家。

二、“我的小说散发着历史的恐怖”

重读昆德拉，令我震撼的主题之一，是他关于“历史”范畴的思考与言说。

尽管昆德拉的重要文学贡献是为冷战时代立此存照，但他其实也回顾了和预言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性进程，总结了小说领域的塞万提斯的遗产，梳理了从卡夫卡到布洛赫所构成的中欧文学特有的成就，进而展示了人与世界的具有未来向度的新的关系。在他的影响巨大的文论《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昆德拉宣称“人的最后的平静的时代已经过去”：“在那个时代，人要与之斗争的只有灵魂的恶魔，那是乔伊斯的时代，普鲁斯特的时代。”这也是心理小说和意识流创作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似乎需要应对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不安宁，需要对抗的是内心的魔鬼，因此就有弗洛伊德发明了精神分析学理论，给人类提供了与内心魔鬼进行搏斗的技术性手段，这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应运而生的历史原因。当然也会有人持不同的意见，认为人类的心灵本来是安宁与平和的，反而是你弗洛伊德发明了人类的潜意识，也就发现了人类原来还有个心理世界的内部，而潜伏在心理深处的竟有一个如此深沉的黑暗域。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人类最黑暗的领域正是潜意识，但这个潜意识本来是人所没有的，恰是弗洛伊德给发明出来的。

不管怎样，按昆德拉的思考，人类本来需要应对的只有灵魂的恶魔。但是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人类需要应对的恶魔就不仅仅来自灵魂深处，而更是来自外部世界：

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的小说中，恶魔来自外界，人们把它叫做历史；它不再象那列冒险家的火车；它是无人的、无法统治、无法估量、无法理喻——而且也是无法逃避的。这是中欧伟大小说家群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的时刻（一九一四年战争的第二天）。

昆德拉认为以卡夫卡为代表的一大批中欧小说家打交道的对象正是这叫做历史的恶魔，这个看法恐怕会冲击国人对历史的根深蒂固的顶礼膜拜之感。而在昆德拉那里，历史无疑是个负面的遗产。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进而声言：“我的所有的小说却散发着历史的恐怖，这个敌对的、非人道的、未被邀请并不受欢迎的力量从外部侵入我们的生活，将它们摧毁。”因此昆德拉说，“‘历史的终结’这一词从未在我心中引起不安或不快”。当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后历史就终结了，历史似乎不再有可能性的时候，昆德拉却认为“忘却历史将是美好的”：

忘却它该是多么美妙！它吸尽了我们短暂生命的汁液，把它们用在无谓的劳作中。忘却历史将是美好的！

当然历史的存在本身也会给人们带来厚重感，如果人类真的忘却了历史，也许就会出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女主人公萨宾娜所体验到的那种不能承受之轻，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没有了历史，也没有了存在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所带来的空虚感。

既然如此，为什么昆德拉依旧会把人类的现代历史看成是恶魔，与人类相敌对？可能正是因为在昆德拉的现代感受中，历史也是异化的，是不受人类自身控制的，是人类制造出来之后就外在于人的存在物。用昆德拉的一个简单而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现代历史是一辆高速列车，在急速运行，但可怕的是，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列车，它要开到哪里，它在何时何地停止，都是人类无法掌控的，这辆列车随时都可能倾覆，而且完全可能不是某一部分人车毁人亡，而是整个人类都在劫难逃。这就是昆德拉关于人类的危机预言，是他的警世通言，也是他留给21世纪的最珍贵的遗产。

回到布鲁姆的话题。我不认为“布拉格时刻”已经过去，即使“布拉格时刻”真的已经过去，但昆德拉提供的世纪遗产，他对历史的省思，对人类前景的忧虑，依然具有世纪性和未来性的警示意义。

三、“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

米兰·昆德拉在198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集中讨论了“媚俗”这一概念。而批判“媚俗”，也成为昆德拉最著名的身份标签。

“媚俗”一词指不惜一切代价想讨好，而且要讨最大多数人好的一种态度。为了讨好，就必须确定什么是大家都想听的，必须为固有观念服务。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它惹得我们为自身，为我们平庸的感受与思想一掬热泪。

也就是说，我们表达的本来是讨好众人的最平庸的见解，而且是用美丽动人的言辞包装起来的，但我们自己却当了真，自己被自己感动，甚至热泪盈眶，这就是媚俗。昆德拉进而认为，“媚俗”也同时构成了大众传媒时代的世俗美学：

由于必须讨好，也即必须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大众媒体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媚俗美学；随着大众媒体包围、渗入我们的整个生活，媚俗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

这就是为什么昆德拉倾其后半生都在和媚俗作对，因为今世正是每个人都被大众传媒包围的时代，无论是电视、广播里的主流媒体，还是手机上扑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自媒体，都在体现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力量。而当“媚俗”成了大众媒体的美学遵循的时候，媚俗也就全方位地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日常的美学与道德”。而且每个人可能都对这种媚俗的美学和道德缺乏批判和反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都在彼此讨好，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能喝到心灵鸡汤，每个人都体验的是让你感到舒服的媚俗美学，最终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塑造一种虚伪的人格。而最后整个世界的文化也就演变为一种虚伪的文化，结果则是批判力和创造力的日渐衰竭。这种全球性的文明后果和人类远景难道不可怕吗？而昆德拉的担忧正在变成人类的现实。

其实国人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更加本土化的概念来加深对媚俗的理解，这个概念就是“矫情”。矫情的人和矫情的做派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如果这种人和做派越来越多，就会生成一种矫情的文化。因此，昆德拉的批判，永远是一剂良药，可以治疗当代泛滥的矫情和“媚俗”文化。

当然，正如有媒体人追问的那样：“批判‘媚俗’”是否也成为了一种媚俗？”对这一悖论式的表达，相信天国里的昆德拉应该会心一笑。昆德拉集中思考的一个主题，正是人的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悖论性或两难性。如果对媚俗的批判，也成为一种姿态的表达，如果生怕掉入媚俗的陷阱，就总是追求与众不同，生活的姿态也将同样过于高蹈，结果也难免过度和刻意，反而同样会陷入媚俗的窠臼。

而昆德拉的一生，表现出的正是“反媚俗”的形象：不矫情，也不刻意；不自恋，也不自我崇高；既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但也对公众对人性有深深的理解、宽容和悲悯……这一切都使昆德拉践行了一种远离媚俗的生活哲学。

四、20世纪的最后一个文学立法者

20世纪堪称是小说精彩纷呈的世纪，但也是小说不断面临死亡论，甚至整个文学面临终末论的世纪。今天看来，昆德拉的正是以其创造的独特的小说世界，有力地反击了小说的死亡预言以及文学的终末论，也像他的文学前辈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卡尔维诺那样，贡献了属于自己的小说学。同时昆德拉也最自觉地探索了小说的边界和可能性的限度，探索了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类生存境遇的可能性，从而像他的文学楷模卡夫卡那样，终将成为20世纪的象征和寓言。

昆德拉小说学的最核心的部分，或许是对存在的探索：

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

小说研究存在，在昆德拉这里已经上升为关于小说的本体论议题。他也从小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回溯了西方小说四个世纪以来的遗产：

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与塞万提斯的同代人一起，它询问什么是冒险；与萨穆埃尔 ·理查德森的同代人一起，它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与巴尔扎克一起，它揭开了人在历史中的生根；与福楼拜一起，它勘察了到那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土地：与托尔斯泰一起，它关注着非理性对人的决定与行为的干预。它探索时间：与马塞尔·普鲁斯特一起，探索无法捉住的过去的时刻；与詹姆斯·乔伊斯一起，探索无法捉住的现在的时刻。它和托马斯·曼一起询问来自时间之底的遥控着我们步伐的神话的作用。等等，等等。

如果说，昆德拉所指涉的上述小说家都在自己的时代为小说立法，那么或许可以把昆德拉命名为20世纪小说的最后一个立法者。在他所追求的小说法则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许是从塞万提斯那里继承而来的关于模糊性的精神：

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模糊，人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为对立的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人物的想象的自我ego imaginaires中），因而唯一具备的把握便是无把握的智慧（sagesse de l'incertitude），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

塞万提斯由此也深刻地影响了昆德拉的小说观，昆德拉认为，小说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事物都变为模棱两可，而在这种“模棱两可”之中，蕴涵着昆德拉对小说本质的理解——一种相对性与模糊性的精神，它与确定性不相容，也就与一个绝对主义的世界不相容。一个绝对的世界必然排斥相对性，排斥模棱两可，排斥怀疑精神，也反对你总是不合时宜地发表疑问。因此绝对的世界永远不可能与小说的本质、小说的模糊性精神相调和。

小说精神的核心正是模糊性带来的复杂性与非确定性。不是什么都有个确定性的答案，这种强调非确定性的小说美学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和研究者都产生过很深的触动。昆德拉的小说学首先教会世人的是一种非确定性的思维模式以及一种“无把握的智慧”的重要性。不是什么都黑白分明、斩钉截铁、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昆德拉说，在一个什么都有确定性的世界，小说的精神必然要死亡。

而昆德拉以戏剧的形式新编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的初衷也正隐含其中。在狄德罗身上，他也看到了塞万提斯的影子。卡尔维诺在《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一文中这样论述狄德罗的文学遗产与昆德拉的关系：

狄德罗深信，不能把真理局限于一个形式或一个教谕式寓言。他希望他的文学创作能够与源源不绝的生活细节匹配，而不是证明一种可用抽象术语阐述的理论。

而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以他那种把情感小说与存在主义小说、哲学和反讽糅合起来的技巧，表明他是当代最狄德罗式的作家。

而当卡尔维诺如此断言狄德罗的思想，即“不能把真理局限于一个形式或一个教谕式寓言”，我们从中也联想到了卡夫卡的文学精神，那种同样诉诸模糊性的精神，那种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谜题、一个无解的也难以进入的城堡的非确定性的精神。也正是在这种非确定性之中，蕴含着以卡夫卡为代表的20世纪文学立法者们真正弥足珍贵的创造力。

昆德拉也由此诠释了什么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创造力。正像他在区分“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的过程中对“创造”的理解：

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绘画的，音乐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

五、世界欠昆德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从上文所引用的关于小说与存在关系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昆德拉心目中的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人物，而昆德拉可能是20世纪最后一个里程碑式的先锋派。在影音、图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昆德拉的小说顽强地以文字的方式为文学正名，也预示着20世纪的小说与美术、音乐、电影一样，是最具先锋性和革命性的形式，甚至也是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最具可能性的形式，进而把这种可能性延续到21世纪。

这也是听到昆德拉去世的消息我有些感伤的原因之一，我多年来一直希望昆德拉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评选一个20世纪失意于诺奖的作家名单，昆德拉属于由卡夫卡、普鲁斯特、弗吉尼亚·吴尔芙、詹姆斯·乔伊斯、鲁迅、沈从文组成的集团，是最应该得奖却与诺奖失之交臂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文学界欠昆德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一向追求出人意料，太流行和太时尚的作家似乎难入评委会的法眼。而另一方面，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之后，不再刻意强调自己的流亡者身份，而是表达对法国的认同感，公开宣称“法国是我精神上的祖国，如今是我的第一祖国”，而他后期的作品也都是用法语写作的，这一切都可能会影响诺贝尔奖评委会对他的观感。但即使是他的未能获奖本身，也构成了昆德拉在生活经历方面的传奇性的一部分。而在冷战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再有像在战场上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海明威那样，具有个体生命丰富阅历意义上的传奇。相比之下，昆德拉的传奇性更是身份意义上的，是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复杂性在冷战历史时期流亡作家身上的体现。尽管昆德拉旅居法国之后，舆论界批评他既认同自己获得的法国人身份，同时也在抗拒这种身份，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但我认为，昆德拉是对大众传媒把他的身份标签化和消费化所进行的一种抵抗。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捷克作家所做出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也都可以说是昆德拉试图远离媚俗的具身性表现，都在践行他对媚俗的批判。而昆德拉赢得世人格外尊重的地方，是他并没有对自己的流亡者身份加以充分利用，不像很多流亡作家那样，把自己遭迫害的经历和流亡者商标利用到最大化。而昆德拉更想回归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靠思想和靠写作生存，而不是靠自己的身份的象征性资本活着。当然，如果与昆德拉同时代的其他捷克作家，比如克里马和哈维尔的不同人生选择相比较，可能更多的人会对后二者表达更多的认同和敬意。但另外一方面，昆德拉的选择也同样值得世人尊重。

昆德拉另一点值得尊敬的地方，是相当一部分作家出了国，丧失了母语环境之后，可能就不再写作了，或者只能用母语写作。而昆德拉却选择尽可能地融入法国文化，选择用法语写作，这其实是一个更艰难的选择，也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选择。

而昆德拉的法语写作也的确影响了他后期创作的文学主题和美学风格。虽然与早期的小说诸如《笑忘录》相比，他的后期写作在小说学的意义上有延续性，小说主题也依旧执著于关于人生哲学与生命哲理的诗性思考，启迪读者去领悟轻与重、灵与肉的辩证法，进而体认每个生命个体都可以有一个迥然不同的人生形式。但另一方面，法语作为语言载体可能也重塑了昆德拉的小说诗学以及他的思考方式，他的法语作品中，早期小说中与故国捷克的历史境遇关联密切的那些政治倾向有所减弱，更多表现出对人性、对思想性、对普遍性的追求，因此抽象哲理的意味也更浓郁，也更加表现出一种哲性的或诗性的人格，但这也同样堪称是昆德拉的道成肉身，他毕生创作中所持久追求的哲性和诗性已经化为自己的人格呈现。他后期的小说，大体可以归纳为一个总的主题，那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如果说这种“不能承受之轻”，在他早期小说中更多是想象，而在后期则成为现实。

六、为了告别的纪念

如果昆德拉毕生批判的媚俗文化依然甚嚣尘上，如果确定性的绝对思维模式依然禁锢着人类与世界，如果冷战时代的阴影再度笼罩了全球，那么，人类历史上堪称最复杂的20世纪就依然没有远去，我们今天就依然生存在20世纪的阳光和阴影里。而昆德拉关于20世纪的书写，关于人类的预言，关于历史的预言就依然有现实意义。

学者罗岗近期提出了“保卫20世纪”的说法。如果20世纪开始成为人类亟待保卫的世纪，那么这个世纪的遗产中最需要保卫的究竟是哪些部分呢？我想其中一定包括昆德拉的遗产。昆德拉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关于小说模糊性精神的考量，关于冷战时代人类边界的刻绘，关于媚俗文化的批判，关于绝对主义的反思，都是昆德拉的20世纪留给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遗产。

而昆德拉在创作晚期所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文学已经逐渐丧失了它在冷战时期固有的铭刻历史、记录苦难的功能与价值。这也是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所遭遇的历史性危机。而当年那种全球范围内的昆德拉热也终将一去不复返，可以预言，昆德拉的读者也将越来越少，终成一种小众趣味和饭圈文化的象征。

但是，无论今天的读者从什么意义上去读昆德拉，只要有人去读，就意味着昆德拉现象依旧没有完全过时，而今天的读者也会各取所需，文学反而可能回归了它应有的正常样态。这或许也意味着昆德拉已经从当年的流行作家进入了真正经典作家的行列。所谓的经典作家，就是文学史的地位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大家都认为应该去阅读的作家。而我们今天对昆德拉的纪念，或许恰是把昆德拉正式归入经典作家行列的一个加冕仪式。套用昆德拉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的名字，或许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昆德拉的怀念，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纪念”。

假如这个世界真正告别了昆德拉，遗忘了昆德拉，也许倒是昆德拉认为值得欣慰和憧憬的事情，证明世界已经远离了昆德拉的时代，远离了昆德拉的苦难记忆，世界真的在变得更好。但另一方面，我一直难以忘怀《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一个桥段，写的是一个即将离开祖国捷克的人物雅库布，他对自己说，“他的国家既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糟，而只会变得越来越可笑”。这也是我对当今这个世界所经常产生的观感。而雅库布之问也使我总是想到梁漱溟一本书的名字——“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好奇的是，临终之际的昆德拉，是不是也依旧在追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