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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黄永玉先生聊天记
时间：2017-02-27 03:58:34 作者：张新颖 来源：《钟山》为2017年第1期
导读：[摘要]黄先生一边说话，一边抽烟斗，或者雪茄。我说您一直抽，影响不影响喉咙？黄先生反问道：“你听我说话，觉得有什么影响没有？———也有一点，别人让我现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说完，哈哈笑。原编者按：2017年1期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批评家、作家张新颖先生在我刊开设“晴窗溪云”专栏，首题便是刊发于1期的《黄永玉先生聊天记》。文章详细记录了2014年时年九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在生日宴前后与张教授的交谈，生动、活泼、达观，又深有见识、智慧和风骨。本期我们在这里做简要摘录，领略详情，请见《钟山》为2017年第1期。
黄永玉先生
二〇一四年七月底，忽然收到李辉邮件：“黄先生八月四日九十岁生日，下午要办一个小范围的自助生日宴，黄先生问我，你有无可能来参加？请回复。”
哪里有不参加的道理！
……
黄永玉口中的沈从文
沈从文
我问了一个不少读者问我的问题：“黄先生，沈从文四九年、五〇年已经过得很不好了，为什么还写信让您回来？
黄先生先是哈哈笑，说起话来就神情严肃：“噢，他，他是很会超脱的，他是很真实的，他已经超脱自己遭遇之外。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郑可先生，一个老先生，他也是。郑可先生比我早回来一年，从香港，并不等于他自己生活得非常好了，或者怎么样了，就很朦胧，很蒙昧。当时大家都看到好的一方面，个人的遭遇可以忍受，是吧；那么后来就感觉到……比如说住的地方，每一个教授都这么差，可大家都开心，感觉到朴素，大家都应该去怎么样，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一回来就这样。香港的生活当然比这里好，一回来怎么这样呢？连我尊敬的人生活也是这样的，想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哈哈。所以说，基本上是很超脱。”
接着，黄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沈从文有个年轻时候的朋友，是我的干爹，叫做朱早观，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是沈从文当年的小朋友，而且是我爸爸的亲家，他们的好朋友。这个人，脾气听说很怪，怪到什么程度呢，在延安的时候，让他做贺龙的参谋长，贺龙都不敢要，让他做彭德怀的参谋长，彭德怀不敢要，最后呢，王震要了，做了王震的参谋长，一直做到解放，打仗很厉害的。解放不久，他跑去看沈从文，抱了个大西瓜，‘你看啊，你要是早帮共产党，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好意，但是军人的那个表达法，粗，直。所以那种气势，压力很大。朱早观的那几句话，给他，也不好受。‘啊，哈哈哈，你要是当时帮着共产党，你今天就不怎样怎样，你看丁玲，啊，你看现在人家怎么怎么样……’”
凤凰旧友、苗族将领朱早观到中老胡同看望沈从文，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其时沈从文正处在自杀之后的精神恢复过程中。
黑妮过来，请父亲切蛋糕。谁说了一句，昨天这么热，今天这么凉快。黄先生道：“因为我生日嘛，当然天气好了。”大家都笑了。
我又问：“您看沈从文和巴金这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文章的风格也很不一样，但是两个人一直很好。这个怎么解释呢？”
“巴金呢，是一个中心，在精神上，是一个中心，老大，也不算老。什么中心？可能就是人格中心，道德中心。每一个人都找他，写信，谈问题。曹禺，萧乾，包括以前的丽尼，陆蠡啊，那一帮人，他年纪不一定最老，但是很多人都找他，在修身方面做裁判。曹禺，萧乾，写一大堆的信，跟他谈，沈从文也是这样，交谈，是这么一个关系，到后来是越来越成为这么一个中心……他本来是这样，他本身的成就，对文化上的贡献，在朋友中间的影响，还有人格的影响，这样的。他文字，没有沈从文好玩，但就是一讲到巴先生，都很尊敬。沈从文来往的人，像金岳霖，朱光潜，梁思成，杨振声，关系很多，但是在文化上成为中心的人是巴金。”
巴金
黄先生又说：“巴金的文字是很不讲究的……这些老人家面前，我最怕巴金，在他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
“您这个性格，不应该是这样呀。”
“不是，你讲话，他没有话同你对答，坐着。你想，坐着是不是厌烦我们在那里，咱们走，他又不希望你走。黄裳也有这感觉。黄裳要是写巴金，就很有写头，他同他的关系，又住得很近，可以写很多。黄裳写了一点点，他去世以后。”
“您昨天跟我说，沈从文服饰研究的书，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个侮辱。”
“是不是？你说沈从文怎么能反对。当然不会是他去要求他的嘛。就是沈从文去要求郭沫若，郭沫若能答应吗？是吧。”
“沈从文这个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软弱，但是内心又特别坚强。这个软弱和坚强混合在一起。”
“没有办法。你比如说，第二次文代会，五三年，我回来了，马上就能够参加文代会了。当时基本上天天见面，因为住得近。‘好，你们年轻人多参加活动，好！我们这些老人就不要了，也可以了。’这一类的话，心情是很寂寥的。第二天早上要开会，大清早，他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走路过来。‘永玉永玉，今天早上收到请柬。’啊，高兴得。老人家嘛，寂寞。后来当了政协委员。”
……
“《沈从文全集》里面，都没有给您的信。”
“几百封信，文革都抄掉了。”
“都抄掉了，太可惜了。”
“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都有。”
“他这一辈子，写了那么多的信，太孤独了，要跟人说。”
“写小字，毛笔字。”
……
“您看了我这个《沈从文的后半生》，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写一本《前半生》？”
“前半生，不要了。”
“不要了？”
“因为很清楚了。实际上他写家里，《从文自传》里面，写的事情并不多，是吧？你怎么可能能写得更详细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后想象出来的。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同他回家乡。我对表婶说，回去吧。她说，你得问他。那我等于是强迫他回去，他居然同意了。然后回来，他就多谢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他说多谢，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回家。我说，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地回去一次。我说，咱们找一只民船，你以前在白河游水的那种民船，自下而上往上走，往湘西那边走，到一个码头，你有印象，咱们停下来，过了几天再往前走。他说，没有人做饭哪。我说，做饭很容易啊。他说，让曾祺一起，曾祺会做饭，菜炒得好。我说，嗯，可以找他一下……以后就不行了。唉，真是。”
“您看，他的身体，从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血压高。”
“流鼻血。四十年代、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就流鼻血，晚上写东西就流鼻血。他爱强调两样，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经常不好，强调这个。”
“是不是真的不好，我想问问。”
“也有。这种情况呢，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哎呀我身体不好，这样。这个弱者的表现呢，从心理学上来讲，是一种自我发挥，另外一种发挥。他爱强调的另一样，写字，书法，喜欢写，但老是说用五分钱的毛笔啊这些，经常喜欢去做点这个。实际上他字写得好，但又说是‘学书’。这就是湘西人的那种毛病，老人家的那种毛病，把否定当成肯定。像钱钟书就强大。社科院让他参加一次人大会堂的宴会，通过办公室专门来找他。他说，‘我不去。’‘上级，江青同志让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现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不，我身体很好啊。’这就是强大。沈从文没有这样的强。”
“他比较温和。”
“实际上内心很强大。”
“如果把他的书法收集起来，现在也收集不全了，印一本他的书法集，也挺好。”
“唉，可惜了，好多都毁了。”
“章草现在很少有人会了。”
“他写得多好，写得最好的一个人。”
……
“那个时候，有一些沙龙，像林徽因、梁思成的沙龙，多少的精华啊。凯撒大帝总结他的经验，他不是有三条经验嘛，一个是阅读，一个是思考，还有一个交游。人生文化成长的三个要点，一个是读书，读完了思考，还要交游。交游，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圈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十八世纪末的那个印象派，都住在塞纳河的沿岸、两边，大家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作风，我免得同你一样，我形成我的作风，你免得同我一样、同他一样，所以有自己的作风。因为交流，大家谈阳光的问题，怎么表现光，大家就研究这个。那么生活也吵架，就是这样的事———在中国，交游，就成了小集团。”
……
黄先生太熟悉老朋友的性情了
他说起黄裳：
黄裳
“这么多朋友，只有我敢冒犯他。有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家，就批评他，谈什么问题。但也不是随时，有机会，就把他穷讲一顿。讲完呢，就算了。”
又说起另一个老朋友：“上海还有个朋友，殷振家，
我们认识了几十年。四十年代初，在江西赣州，我呢，进了他这个演剧二队，他又是大演员，又是导演，长得特别瘦，特别小，很有才华，跟张乐平他们在一起。我是一个小弟弟嘛，当时。那么，殷振家后来呢，就一直相忘于江湖。我知道他在上海。一直到九十年代，有一个小青年，在《苹果日报》工作的，他要回上海，我说，你回上海呀，你帮我打听一下，有这么一个朋友。他打听回来告诉我，说，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过这么苦的日子。我说，怎么一回事呢？他的爱人锯了条腿，他所有的钱就都放到这个爱人身上。殷振家一解放，就安排在北京人艺，后来打回上海，先在戏剧学院，后来又弄到杨华生那里，搞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是他编的，从来没有他的名字。老出事，老出事，就这么一个朋友。但是呢，对朋友是很好，在赣州，同张乐平啊，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老想念他。知道他这样的情况，我就赶紧去帮助他。有时给他画，他拿去卖啊，怎么怎么的，所以也买了个房子，儿子啊什么也看得起他了。所以每到上海就看两个人，一个谢蔚明，一个是殷振家。殷振家是先死。谢蔚明告诉我，我就跑到上海，去参加他的悼念会———也无所谓，也没有人开会。”
沉默了一会儿，黄先生又说：“殷振家是真可惜，他这个演戏，演得可真好！就像石挥这样的……他爱人锯了一条腿，我赶快帮忙；缓过来了，又锯了一条腿，癌，然后就死了，是老北京美专的学生。我给他写很多信，回忆当年在赣州的情景，我一边写，一边就画插图：门口是什么样子，小街上突出一块，那个是厕所，上面有个烟囱，墙上用白灰写的‘抗战必胜，建国必胜’，我都画出来了。我告诉李辉，这个信，你要把它找到就好了。”
……
“您还记不记得，四十年代在上海认识的贾植芳先生？”
贾植芳
“怎么不记得！好朋友。九十年代我回去，我找他了，找他聊天。他的话，山西话，是吧？有时候聊天，一半他爱人翻译给我听。这个人真是难得。”
由贾先生这个“胡风分子”，谈到胡风，以及胡风周围年轻的朋友们。
胡风
“我呢，跟胡风有过几次见面，没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乔冠华、邵荃麟他们，在香港给他开座谈会，这个是大事。当晚他就来找楼适夷。我跟楼适夷住在一个夹板房楼上，一个很好的洋房，中间隔了板，楼适夷在前头客厅，他们两个讲了一个通宵。我也懂不得这些事儿，那个时候二十多岁，也不关心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刻木刻，不懂什么政治问题。两个人讲哪，胡风就讲他的委屈。我在最后那个房，中间还隔了另外一个人的房。搞到半夜，楼适夷来向我们要点心，我也拿点心给他。这样一直到天亮。”
黄先生说：“胡风讲‘到处是生活’，是对的，但是你跟他们那些人谈什么！这么真诚地讲文学的规律，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懂。没有用！这么多的人受牵连迫害，真是可惜，可惜。而且都是有能力的人，像路翎啊，彭燕郊啊，绿原啊，这帮人，好惨好惨，真是。胡风有一句话叫做‘愧对战斗者’，这句话是对的。现在有些人来做节目，我就只说一些事情，不像‘伤痕文学’。我就说，怜悯，这种事情，学上帝的态度，在天上，唉呀，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幼稚。”
停顿了好一会儿。抽烟，喝茶。
谈话如流水，流过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
“萧乾这个人哪，非常有意思。
萧乾
人也很有趣，博学，知识广阔，聊天，玩儿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伞摆在家里，报馆也得摆一把；雨衣，这里一件，那里一件。香港《大公报》晚上开夜班，一看九点钟，抽屉打开，一瓶一瓶的药，开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落魄了，做右派，穷了，到街边买处理的水果，一半是坏的，买回来，洗干净，把坏的切了，用布摆好，刀、叉、餐巾，一一摆好。文革后，我搬到三里河，知道他也住在附近，我写了个信给他。我说，现在日子好了，太平了，平安了，不再恐惧了，我有吃的好东西，听到好的音乐，我就想到你。他回了封信，‘那你得先来看我。’我说当然要来看你了，就又来往了。然后我就忙去了，毛泽东纪念堂啊，这里那里，忙得不得了。再以后呢，我就到香港去了，我就不想待在这里，在政协里头，在香港可以安心画画。他《尤利西斯》翻译出来了，我打电报祝贺他。他翻译的书，特别好，特别顺。不久就去世了。很好玩儿的一个人，很幽默，懂幽默。唉，很想念他。”
……
王逊
“王逊，跟沈从文来往得比较多的，因为我的关系，他才住到我们大四合院来，表叔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他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跟沈从文很亲近，我是在美院之后才认得他的。很有学问，谈吐妙透了。他结婚，我在他窗子的六扇玻璃上面画了热带鱼，彩色的，黑蛮给他画了个灯罩。文革开始，他把玻璃拆下来。那是北窗啊，他有气管炎啊什么的毛病，北京城的北窗，床头没有玻璃啊，多可怕，这么过日子。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害怕；加上他自己抽烟啊，肺啊什么都有问题。黑妮那时候小，给他领粮食，在抽屉里找粮本儿，他都不能说话了，看见他脸都绿了，就叫我爱人，赶快给他爱人打电话，送他去抢救，抢救好了再回来，回来又出事儿，再送，半路死了。这个人很好，很多才，小学、中学、大学、做研究生，一直都是，没有什么！他在教书的时候，有留学生给他教，他教来学中国美术史的。留学生嘛，又不是特务。美术学院，我的留学生最多。为什么？我现在研究了，新的艺术思潮，可能我具备得多一点。徐悲鸿他们，没有时间，所以就让我教；还有一个，就是王逊。哪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学油画呢，你想？就来学版画嘛。他就这么死了，这么有学问的人。”
……
梁漱溟
“梁漱溟，这个知识分子了不起。是吧？有人问，‘毛主席、周总理逝世了，你有什么感想？’‘寂寞。’这个气派很大！还有对你，抄你家，烧你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都身外之物了，祖宗传下来的，没有什么；有一件事，我对不起，北大有个穷学生，我向他借了一本词典，一起烧了，我没有办法还给别人，我失信于人，这一点我抱歉。就讲这个。还有呢，政协，‘批林批孔’。他那一组，在政协三楼，一圈，包括董竹君，这是董竹君讲给我听的。他故意把一张凳子摆在中间，他坐在中间，老是不说话。大家就批。怎么说呢，‘你应该积极地参加批林批孔。’他说，‘这样，批林还可以，批孔怎么可能。我都不行，你们怎么行！’‘那你应该学习冯友兰同志。’‘友兰呢，是我的学生，我呢，觉得他人格有点问题。’”
……
楼适夷
“楼适夷先生的资历是很老的，在为人啊，道德上，是很好、很好的。我们的李桦，说文艺界的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楼适夷；楼适夷说，你们美术界，最好的就是李桦。他们两个人都是，老实极了，总帮人家的忙……我将来写到楼适夷先生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写。”
……
胡乔木
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胡乔木：“我住在三里河的时候，钱钟书也住在三里河，胡乔木有时候就来找找钱鍾书聊天，找找我聊天。要看胡乔木的一般的生活，非常没有意思。来我们家谈别的东西，聊玄天，很有意思。他主要的为什么呢，他想摆脱那些，才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我呢，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打听事情。他爱说什么，我们听，不提出什么问题。同他来往，哇哇哇的，很好。有时候我送书，他居然会很喜欢我的“动物篇”、《永玉三记》啊那些。他的注解啊，有时候弄得很多，弄了六七张信纸，排字排错了啊，用词用错了啊，什么什么的。”
“他，也是一个矛盾的人。”
“对，就是矛盾的生活，寂寞。来，大家互相尊重，就好了。”
“当年他把沈从文调到社科院，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上面也有这个意思？”
“不，不，有好多人帮忙。”
……
再坐下来，话题转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第一部三大本八十万字已经出版了，第二部仍然在《收获》上连载。喜欢的人期待着，每两个月才能看一段，两三万字；也有不喜欢的人，非常发愁，怎么还不完、还不完啊。嘿嘿，早着呢，第二部走出了凤凰，走上了社会，但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现在写另外一个环境了，不是家乡。那个社会的学问很深奥。你比如说，当时的泉州，泉州的开元寺，有一个剧团，从宋朝传下来，它演的戏呀，佛经故事，还有宋朝的打诨，包括演完戏还有角斗，这都是传统。同泉州其他的戏，高甲戏啊，什么戏，不一样。我能够那么地碰到，真不简单。”
“这个跟您的注意力也有关。也有很多人碰到，不注意就……”
“本地人就都不注意。”
“您的记忆力真好，很多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的人说，我的人名太多了，是个缺点。我说我不写这个人名，事儿就出不来。人是跟着事儿出来的，没有人，就没有事儿。十一月份，我就特别写了一段声明，讲这个问题。我说，现在人名太多，你不要认真去看它，晃过去就行了。几百个上千个人的名字，你记它干嘛！你就记事情，这个事情是严肃的。我本来想写当代的文章，开头改了四五次，他们嫌故事太少。这是个大故事。后来我把这几段删掉了。你就往下看。看什么呢？老朋友，天天见面，哪有这么多故事嘛？不可能啊。讲啰里啰嗦的事！我就是讲这么啰里啰嗦的那一类事。最后我用‘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那一段，我说，我找‘我’也找了半辈子，就这么写就完了，不写别的。”
黄先生抽了口烟，又说：“还有，对悲剧，不发感叹，就把这个端出来就是了。”
又抽一口烟。“有个老头在乡下，专门研究李卓吾的，泉州的李卓吾，很多的版本他都有，是个小地主一样的人，村子里面非常富裕，我的同学在这个村子，福建南安。他喜欢我，让我到他楼上去，打开柜子，看，不要走近，你远远地看，他介绍，版本什么的。介绍到一半，他说，‘我累了，腰都酸了，下半你不用我介绍了，我就不介绍给你了。’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他说，‘你不能摸。’”
黄先生讲得我跟他一起笑起来。
……
八月五日上午十点，我到黄先生家，黑妮说，早就等着你了。在客厅坐下，黄先生先交给我《无愁河》校样，我回上海带给《收获》。校样是李辉昨天留下的，晚上我们散去之后，黄先生看了这两三万字，用红笔改了多处，精力真是让人惊奇。其中一幅插图印的有问题，黄先生标出之后，又特意在装校样的信封背面，再加提醒：“洛阳桥插图分裂了，不知怎么一回事？请注意。”
“您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觉的？”
“我啊，一点多。”
“平常呢？”
“平常也是一点多，两点。最近看电视，到床上还在看，看摔跤啊，青海台啊，河南台啊。”
“那您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我随时睡。无所谓的。”
“看电视的时间挺长？”
“有些时候长，看影碟啊。我主要有一点，工作时间是指定的，工作时间之外，随便做什么，不管自己的。”
“上午工作？”
“上午在写小说，下午就是外来的一些人，什么买画呀，买字呀，或者是看看零碎的书，做做笔记，反正这一类的事儿。”
“现在写文章用的时间，比画画用得多了。”
“可不，这样已经五六年了。连载，一催稿，就紧张。别的没有什么，画画很自由。”
“连载这个形式也挺好，没有这个形式逼着，您可能就拖了。”
“我就玩啊，或者什么了，那就不可能写完了……所以李辉是监督员，我的监督员，很好。没有他的敦促，不是很容易写得完的。”
黄先生一边说话，一边抽烟斗，或者雪茄。我说您一直抽，影响不影响喉咙？黄先生反问道：“你听我说话，觉得有什么影响没有？———也有一点，别人让我现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说完，哈哈笑。
……
黄永玉的画
黄先生问我：“你去过凤凰吗？”
“去过，但是我去得已经比较晚了。后来又建了很多东西。你们那个地方，在清朝其实是湘西的中心。”
“不仅是清朝，民国也是。民国时候，为什么成为一个中心呢？因为陈渠珍在那儿。有十三县，湘西十三县，由陈渠珍管，国民党来打国民党，共产党来打共产党，三十一年的太平。所以呢，经济生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是很自高自大的，很了不起的。包括我们有枪工厂，做枪的工厂；皮工厂，包括做军官的皮带啊，驳子炮的壳还是什么的。还自己有湘西十三县的钞票！”
“他这独立王国。对陈渠珍这个人，应该重新认识。”
“就是这么一回事，陈渠珍就是这么一回事。解放后，他算是有功劳嘛，红军长征他借过东西啊，资助过，所以请他当特邀代表，不算他的老账。前几年，他的孩子们就找我，他的遗体、骨头还摆在长沙，老搞工地盖房子啊，一下这里，一下那里，老在搬迁，想回凤凰来。我说凤凰来好啊，那我就帮他讲话，不光是讲话，也不需要政府出钱嘛。就在南华山，选可以看到凤凰全景的这么一个角落，把骨头盘回来，我给他设计一个陵园。然后呢，他的太太很多，有十一个，写哪一个呢？我说你们认为写哪一个好？他们说，‘我们的妈妈都不用写了，就写西原一个人。’就写西藏的那一个，其他不用写了。我说你们很开明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铜的西原的像，趴在他的坟墓那里，现在就摆在那儿。那篇墓志铭也是我写的，就写他过去的事，除了党的关系，什么都写了。”
“这个好。他在凤凰，比在长沙好。”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小时候老到他那儿去玩儿。为什么我能去玩儿呢？因为他的太太，有一个是我妈妈的同学，而且是同班。”
“在《无愁河》里面写了。你们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却一点都不封闭。很早的时候，像您父亲啊，您母亲啊，就受现代教育，那么早的年代。”
“主要是经济的关系，有钱，没有钱也办不到。我外公是宁波知府，最末一任，清朝末一任宁波知府，是曾国藩的部下。慈禧要分散曾国藩的力量，把他弄到宁波，宁波知府是很大，很权威，所以他的孩子能念大学、念师范啊什么的。而且外婆是宁波人。”
……
“您下放到河北磁县农场劳动的时候，那段日子还轻松吧？”
“非常不轻松。不轻松。对我呢，比较好，因为到底下，那两派的力量还在那边顶，对我呢，比较放心，我只是写动物那个东西，被人家揭发出来了，别的我没有。我历史一点问题也没有，作风，也没有问题，亲戚，也没有问题，而且教书非常认真———当然后来被批判成为资产阶级教育方法，那没有办法———但是教书，百分之百地投入，非常认真。要不，这么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在这里，老早踢掉了，就是因为你认真，他没有办法那个。而且我脾气又不好，他竟然还要你。所以呢，到了干校，对我这方面，没有派系，觉得可靠，让我送报，各个班由我来送，让我当草药组的组长，采草药给军部上缴，做感冒丸啊，做什么丸。”
……
“我在佛罗伦萨，星期天，小车子可以开进市区，女儿就带着我到了小街上，我就画呀，画一个多少世纪以来卖颜料、美术用品的一条街，什么颜料它现在都可以给你配。我去买颜料，买惯了。所以我换了一个街，是一个大横街的中间一条小胡同，我就坐在那个胡同对面的马路上，支起画架，就在画。那边有个教堂，做完礼拜，一个老太太出来，‘扑通’倒在地上。大家就‘哇’地嚷起来，几十个人。我就放下笔，过去看一看。老太太脸都绿了，躺在那儿。我做过草药组的组长，基本东西还知道，给她进行按摩啊，脑后面揉呀，人中掐呀，后肩胛骨给她按摩，好了。神父也来，拿水给我来弄弄。救护车也来了，大家说不用了，‘中国医生’把她医好了。我女儿回来，看到这个事，就叫他们说不要说‘中国医生’，因为我不是‘中国医生’，说‘中国医生’要涉及到‘无牌行医’呀。”
“下放时候做草药组组长，这下用上了。”
“老太太嘛，一大群，乡下的，城郊的，要送钱。我说不要不要，就过去了。我不像雷锋，雷锋做了好事，就写在日记上面。我呢，修养很差，我到处跟人讲，而且还要告诉我的朋友，我这个修养很差。那是快乐，那是高兴哪。”
高兴得现在讲起这件事，还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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