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新作《山本》 故事没有太多新意

　贾平凹的新作《山本》，原本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叫作《秦岭》，只因与他的旧作《秦腔》重复而被忍痛割爱。然而，“山之本来”的意涵，其实丝毫没有掩盖他书写“秦岭”的豪情壮志。“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在《山本》的扉页上，贾平凹如此写道。如其所言，这部五十万言的长篇巨著正是他的“秦岭之志”。

　　如果说贾平凹早年的商州书写所包含的地方性，还镌刻着“文明和愚昧的冲突”，希求借边缘之地的活力，等待着“寻根文学”的“重新发现”，那么《山本》里的秦岭则似乎脱开了商州这一闭塞之地的神秘。从边缘到中心，由地方到中国，尽管依然残存着丰饶的“野情野味”，但在其意图之中，毕竟深藏着力吞山河的气魄。借《山本》之势，贾平凹悠然化身为秦岭山脉博物风情的说书人。这是新的全球化时代的自我安顿，再也没有“陕军东征”由边缘向中心切入时的焦灼，有的只是“秦岭即中国”的写作自信。

　　《山本》

　　作者: 贾平凹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4

　　一直以来，贾平凹都幻想着写作一本有关秦岭的大书。为此，他多方采访、调研，在秦岭中穿行、体验，也多有收获。但面对庞杂混乱的素材，他却不知怎样处理，不知如何将材料写进小说。贾平凹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大概就是这样，他知道目标所在，却无法以合适的形式将之聚拢成篇，索性将那些苍苍莽莽、汤汤水水的庞杂之物，一股脑儿端了出来，好在这种“法自然的叙事方法”，亦是向《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致敬的有效途径。

　　坦率来说，《山本》的故事并没有太多新意，它只是一部被刻意拉长的《老生》。贾平凹四年前的那部《老生》，以“唱师”这个贯穿性的人物为中心，在他将死之际，通过聆听《山海经》获得一丝人性的启发，进而回顾自己一生的见证，叙述人类“在饱闻怪事中逐渐走向无惊的成长史”。《老生》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它将历史简化为无聊的阴谋与血腥、荒诞的暴力和杀戮。而《山本》也以历史的名义书写秦岭的混乱。在如今的历史叙述中，写土匪写民团，索性彻底在民间视野的内部书写混乱年代的传奇，似乎还有一些可能。何况对于这一类题材，贾平凹原本就驾轻就熟。他曾在《白朗》《美穴地》《五魁》等“匪事”小说中展示过如今从《老生》到《山本》的20世纪“野史”，贾平凹不过轻易重拾了从前的笔墨。小说以“山之本来”相号召，足可见其历史还原的意味。在此，以勘探历史真相之名所作的解构工作固然显示出别样的意义，却也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意义上延续革命叙述，并没有提供全新的历史哲学。

　　《山本》从井宗秀意外得到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写起。不承想，这风水的庇护是虚，古墓的宝藏却是实，“大雄藏内，至柔显外”的井宗秀不动声色地发了财，从此飞黄腾达，而善良的陆菊人更是对这位命中注定的盖世英雄寄予厚望。井宗秀终究感念于彼此之间的暧昧情谊，以最后遗留的那件铜镜相赠，于是这面铜镜既是二者情义的见证，也是具有隐喻意义的历史道具。铜镜的深意，无非是作为历史的借鉴，但在小说中，铜镜所照见的却远非历史的得失。这也不免让人生疑，倘若只是占据一个具有道德优越的民间立场，不去探究各种纷争的复杂意涵，那么历史显现的恐怕只有琐碎的日常和无休止的混乱。

　　小说另一个富有意味的角色是130庙的哑巴尼姑宽展师傅，她每逢红白喜事之际便会吹奏尺八，“顷刻间像是风过密林，空灵恬静，一种恍如隔世的忧郁笼罩在心上，弥漫在屋院”。这种历史的哀悼意味，不由得让人想起《老生》中那个永远不老的“唱师”，这其实也高度呈现了贾平凹本人的历史态度。同样都是如佛般神秘的威严，不食人间烟火的慈悲，却只是哀悼生死，而不解人世间的是非曲直。仿佛在这历史的尘埃中，只有抽象的善恶，完全不存在所谓的正义和不义。

　　在《山本》的故事里，我们只看到秦岭涡镇中历史强人的来回游走。逛山、刀客、土匪、军阀和乱党纷纷出没的秦岭一带，徒有民间传说、稗官野史所编织的流寇传奇。于是，秦岭的故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新历史小说的窠臼之中，而敏于时代的作者，试图展现历史还原之中的敬重，却也不免流于庸俗。他只能叙述那些琐碎庸常的历史事件，将历史简单地道德化，抽象为“善”与“恶”，或是将历史描述为绝对的“暴力再现”，而对于暴力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

　　小说中迷恋秦岭植物志、秦岭动物志的麻县长，或许可以视为作者的自我写照。精明而孱弱的麻县长一生写花花草草，写飞禽走兽，却不为秦岭添一土一石，只就所到一地记录些草木。这么说来，他的《秦岭志草木部》《秦岭志禽兽部》不就是《山本》的隐喻吗？那个永远旁观，自认为永远见证的历史写作者，总有着自己不可名状的自信，“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对于贾平凹来说，只需将民间的极致视为中国的真实，视为“山之本来”的真相，便可收获足够的喝彩。没有人会认真计较他那并不高明的思古之慨叹所匆忙代替的历史思索。因为，在“山之本来”的背后，那些伴随着暴力与抗争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根本就是他笔下的麻县长至死也不会明白，也懒得去操心的问题。

　　文| 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