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类学家在战时四川乡村的旧事

时间：2019-05-28 02:24:50 作者：来源：新京报即时新闻

导读：2019年05月26日 “乡村建设”在当代并不陌生。上世纪初至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实验曾声势浩大，而以基督教教会为背景发起的乡建实验也是当时重要的一支力量。这些乡村建设团体在河北、山东、江苏、湖南、河南等地创办的各种实验区达1000多..

2019年05月26日

“乡村建设”在当代并不陌生。上世纪初至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实验曾声势浩大，而以基督教教会为背景发起的乡建实验也是当时重要的一支力量。这些乡村建设团体在河北、山东、江苏、湖南、河南等地创办的各种实验区达1000多处。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各乡建团体逐渐转移到抗战大后方，与国民政府全面合作，改造乡村社会，以实现增加税收、扩大生产、发动民众为抗战服务等目的。

1940-1941年，《兴隆场》一书的作者、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在四川璧山县兴隆场（今属重庆市璧山区）进行的社会调查，正是在该背景下依托基督教会资助的乡村建设项目。

本书以兴隆场为主要区域，全面描述了该场镇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动力、国民政府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简称“协进会”）等民间组织在社会动荡局势下推动的改革事业等，展现了外来改革人士与本地传统势力在这座小舞台上的交锋，分析了外来改革人士的乡建等改革项目被当地势力击败的过程和原因，并映照出“国统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全貌。

《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抗拒——兴隆场（1940-1941）》,作者：（加）伊莎白、（美）柯临清译者：邵达,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11月。

撰文| 张艺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

“乡建工作者置身异乡，人地两生，往往估不透云谲波诡的当地复杂环境，既认不清对改革充满敌意的权力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也没能发现和培养真正的同盟军来共同应对随时出现的各种挑战。”
——《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抗拒——兴隆场（1940-1941）》
以往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大多数立足“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基本认为乡村建设理论与路线、方法的改良主义本质是运动失败的根源。比如读者比较熟悉的晏阳初先生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最初在河北定县开展以“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为主的四大教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郑大华研究员总结定县实验时即指出，定县“乡村建设运动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所以未能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改良性质”。以往的评价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乡村建设实验中面临的复杂环境和真实问题，其经验和教训也莫衷一是。
在笔者看来，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运用不同寻常的田野调查手记淋漓尽致地表现战时中国大后方的农村所面临的争议问题，以及展现国民政府与乡建团体推进乡村现代化的两难困境，更在于问题意识与视角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关注国家或民间团体的乡村建设实验之中外来者与本地人（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协作。因此，本书对于研究乡村建设运动史很有参考价值。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加拿大人，1915年生于中国成都。20世纪30年代从加拿大返回中国,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和新中国成立。1940-1941年，伊莎白应邀在四川璧山兴隆场（现属重庆）参加一个由基督教会发起的乡村建设项目，写成著作《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和《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抗拒——兴隆场（1940-1941）》。另有代表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与丈夫合著）。

国民政府vs外国教会
西南小场镇的外来者
本书所描述的区域——璧山县兴隆场，是一个仅有82户人家的小场镇。“场”是四川地区市场贸易的独特风貌。李劼人的著名小说《死水微澜》描述的就是成都周边一个叫“天回镇”的场镇上的故事；美国学者施坚雅根据1949-1950年在四川进行的实地调查资料，写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提出“基层市场理论”，便是根据四川普遍的场镇贸易结构为理论基础的。可见，兴隆场是四川地区乡村社会场镇生活的普遍缩影，这项成果也是了解军阀混战多年后和抗战期间的四川乡村社会的重要窗口。
如今的兴隆场，已经成为璧山大兴乡的镇政府所在地，当年作者所居住的教堂，成为了镇政府大楼所在地。大楼旁边，遗留了当年的两座小房屋，使人想起1940年的兴隆场“就像一个由挤挤挨挨的灰瓦房顶胡乱堆砌而成的杂货铺”，这些斑驳的青砖似乎在诉说着兴隆场近百年汹涌澎湃的社会变迁；作者在书中忠实记录了兴隆场的家庭琐事、邻里纠纷以及吸毒、赌博、看病、敬神等民风民俗，又似乎把人带到那个既喧闹又平淡的时代。
兴隆场院里摊晾、簸稻（1983）。

据作者描述，当时兴隆场的大多数农户依靠农业和小手工业勉强度日，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使许多家庭濒临崩溃。在社会治理上，该地一直被宗族、地主和袍哥这三方或者三方身份杂糅在一起的势力所控制，这些人通过宗族资产、地租和地下经济等收入投入公共服务获得治理权威身份。在1935年前，兴隆场与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男人、寡妇等都在这里做生意，赶场的时候男人们就聚在茶馆里消遣，袍哥实际掌握着权力，担负着保卫一方安全的责任。
1935年后，随着国民党中央军入川，国民政府通过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和保甲制度对县级以下单位实施管控，在兴隆场，这些基层官员的任命与其宗族、绅士、受教育程度等背景密切相关。由此，1940年前后兴隆场的社会结构更为复杂，代表改革势力的乡政府与可以呼风唤雨的本地势力袍哥等交锋不断，正如书中所述，有时“袍哥比乡政府更有权威”。
国民政府为支持抗战，在四川趁机通过行政改革、教育改革、镇压土匪、取缔鸦片贸易等措施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度；同时，各地的乡村建设专家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和宗教团体等也相继“落户”四川或重庆，侧重经济、教育、卫生、自治等方面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大后方重现生机，而兴隆场也处于被这些外来者或外来思想的改造之列。
本书的作者伊莎白和顾问俞锡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兴隆场的。伊莎白出生和成长在中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的家庭；俞锡玑是一个来自浙江、在北京联合医科大学有一些医学训练的小学老师，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工作时加入其农村改造项目。自19世纪，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传教，希望能“为基督征服中国”，大部分传教士采取传统的“直接布道”的方式，他们的热情并未得到中国人的回应，有时甚至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尽管到民国初年，传教士“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却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随后，基督教开始采取世俗化的手段进行传教，比如推进农业改良、兴办教育与医疗事业等，基督教会与乡村建设开始融合在一起。兴隆场的乡村建设项目便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资助，伊莎白受邀请加入该项目，负责协助调查全乡一千五百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由于伊莎白与俞锡玑的女性身份，在调查时更容易被当地居民接纳。
袍哥势力
贸然改革的困境
对于兴隆场来说，代表国民政府立场的乡政府和协进会的乡村建设改革者都是外来的。兴隆场的日常生活轮廓，可以从书中描述的农业劳动、副业生产、地方政体与民间势力、改革家、婚俗和卫生等主题中表现出来。作者们巧妙地描述了普通人如何通过聪明的生存策略，在征兵、征税、土匪和疾病等不断的困扰下来艰难维持生存。在这种生存策略中，袍哥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袍哥，是本书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兴隆场的实际掌权者。教授王笛的新书《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从微观历史出发，使我们看到川西农村社会复杂的内部，以及一个内陆地区在民国时期的暴力与秩序。袍哥的形象是复杂的，他们既是维持当地乡村社会的秩序者，又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使用暴力维持秩序。伊莎白的书对此提供了更为立体的案例。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作者: 王笛，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伊莎白和俞锡玑在兴隆场的一年半中，为什么兴隆场更换了四次乡长。国民政府希望从农村社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最终依次任命了三个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地方政府领导者，然而每一个外来的乡长都未能击败当地的袍哥势力，最终以调离别处结束其在兴隆场的统治。
作者由此认为，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教会组织在兴隆场推出的改革方案都触动了地方权势阶层（袍哥）的利益。首先，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如撤并乡镇、更换乡长引起了乡民的不满。最终，撤并乡镇费了颇大周折而得以实现，但两乡之间的民众却一直暗中较量，矛盾重重，传统的生活边界与现代化的建制要求开始正面冲突。
其次，平民识字运动收效甚微。国民政府要求兴隆场不识字的人必须参加当地小学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识字班，然而“那些小自耕农或佃农压根儿就不想前来上课”。居民的强烈的抵触情绪，加上缺乏经费，当地的小学教员力从不心，作者所在的协进会在教育方面的实验亦无多大进展。
再次，颁布的婚俗制度流于形式。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中就有“改变旧式婚俗”的内容。兴隆场旧式婚俗中流行早婚、婚礼大操大办、包办婚姻、童养媳等一系列恶俗。国民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或在报纸上宣传教育来移风易俗，然而这些传统习俗发生的变化却非常有限。
耕地、收割同时忙（1983）。

协进会只有在卫生方面的实验相对成功。国民政府在四川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协进会则在兴隆场开办了一个诊所。教会诊所因为几次成功的救治案例在广大妇女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这也为作者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当地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信巫不信医”。
协进会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面临失败。以食盐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得到了晏阳初等乡建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其宗旨是以互助的方式让乡民获得廉价盐。盐作为一种重要的流通商品，在兴隆场一直由“私售鸦片、交结袍哥、垄断税收”的一个恶霸控制。这些地方势力垄断了当地的税收等财政收入，而盐业的运销则是地方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外来的协进会组织介入当地的治理或财政体系，立即遭到该人的暗中破坏，最终盐业合作社仅开办了5个月左右就宣告破产。
协进会的许多改良措施无法顺利实施。最终他们不得不撤出了兴隆场。教授温铁军提到该书时强调，“兴隆场将外来者和本地人首先做了区分，这正跟我们一直将交易费用理论引入乡建研究有契合之处，任何外来主体，当它要进入乡土社会的时候，面对分散的小农，一定存在交易费用高到无法交易的困境”。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和协进会开展的系列现代化改革，失败原因在于当地传统势力的抵抗。不过，自晚清民国以来，我们持续追求的现代化在传统乡土社会就始终遭遇种种挫折，知识分子改造乡村的百年梦想并未实现，本书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似乎值得我们深思。
外来者vs本地人
乡村的再造
当然，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研究国民政府和协进会等外来者改造乡村社会的困境的新视角，而且为我们理解革命的逻辑提供了社会重构与社会治理的对比视角。通过对地方势力面对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在乡村地区的改造做出的激烈反抗的分析，作者联想到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大力改造农村、建设国家、征集资源进程中所要经历的成败”。尽管作者在该书中并未继续论述中国共产党如何深入四川每个村庄发动群众、打破私有制，解散袍哥，仅仅在该书的尾声提到“随着一声枪响，兴隆场历史上这个最臭名昭著的‘不倒翁’的一生终于到了尽头”。这句话隐藏了丰富的内涵，即兴隆场原有保守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治理体系发生剧变，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再造通过革命的方式完成。
虽然本书并未展开1949年后兴隆场的变迁过程，但我们可以将目光平移到作者的另两本代表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47年12月，作者及其丈夫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河北省武安市石洞乡十里店，观察和采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整个过程，并共同写作该书。作者在十里店目睹了同样作为外来者的共产党工作队如何带领本地村民开展群众运动，也描述了男女老少村民们是如何响应这场运动的。正如作者所说，她希望通过“观察十里店的土地改革，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革命运动展开研究，研究它的革命动力”，并希望在兴隆场调查的基础上，对“国共两党的乡村改革事业”做“比较性研究”。尽管这项对比研究并未完成，但作者对于这项研究的投入与选择显然并非仅仅是历史的偶然。
教授王奇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强调，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到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还要研究“不革命”与“反革命”。介入乡村建设与改造的各方，都要面对如何克服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以及既有地方势力的挑战等共同问题。因此，将本书与《十里店》以及作者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看，回到各方力量胶着的历史场域，对比研究其面临相同的“外来者与本地人”问题时的不同处理方式，我们才可能重新理解革命史、乡建史等。
乡村活动。

正因本书“外来者与本地人”的研究视角，目前有关民国时期乡建运动的研究正在被重新解读。笔者即受此启发，采用“外来主体与乡土社会”的视角，对晏阳初先生在民国时期所做的乡建实验做出了新的解释。这一视角不仅会再次打开我们重新认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门，而且对于新时代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量外部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时进退两难的困境极具历史启示。
尽管时移势转，但是要懂得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必须了解农民过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生活，就像王笛教授所言，“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的社会之中”。因此，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各类企事业团体在乡村社会的各种建设项目仍然面临与农民自身利益的矛盾问题，这些外来者在乡土社会的建设项目仍然举步维艰，如何构建乡村建设中“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培养农民的主体性，在该层面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借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承诺将会公开所有的有关兴隆场的调查笔记，而笔者在山东邹平调研过程中，有幸发现当年那场乡建实验的工作人员所写的一本《兴隆场观感记》。这本日记补充了伊莎白到达兴隆场之前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随着更多参与兴隆场乡建实验参与者的资料被发现，以及既有研究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兴隆场调研资料的逐步公开，我们相信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百年变迁之缩影的兴隆场，其研究价值与现实价值将愈发重要。
作者：张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