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吐温诞辰190周年

时间：2025-12-12 15:34:04 作者：陶君函来源：文汇报

导读：2025年11月26日1835年11月30日，萨缪尔·克莱门斯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名为弗罗里达的偏僻小镇，不久后随家人迁往密西西比河畔的汉尼拔镇，并在这座小镇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童年时光。彼时，生活在这座仍有大量奴隶居住的边境小城的人们不会预料到，那位正在叔叔农..

2025年11月26日

1835年11月30日，萨缪尔·克莱门斯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名为弗罗里达的偏僻小镇，不久后随家人迁往密西西比河畔的汉尼拔镇，并在这座小镇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童年时光。

彼时，生活在这座仍有大量奴隶居住的边境小城的人们不会预料到，那位正在叔叔农场中和奴隶们玩耍的小克莱门斯会成为后来《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作者、坚定的奴隶制反对者。他就是马克·吐温。

美国文学艺术学会首任主席、文学评论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曾评价道，马克·吐温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伟大作家，将其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在美国19世纪的发展狂潮中，马克·吐温目睹了年轻的美国从因内部冲突而支离破碎的国家到帝国主义强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对正在发生的种种变迁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以其文学的乡土性、哲理性、幽默感叩击着读者心灵，成为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标杆人物，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引起广泛回响。

密西西比河畔的文学开拓者

若要追溯马克·吐温文学世界的源头，就必须回到他成长的密西西比河畔。在汉尼拔镇，马克·吐温的父亲曾拥有一名奴隶，他的伯父则在农场中拥有多名奴隶。年幼的马克·吐温童年的许多个夏天都是在他伯父的农场度过的，他经常在奴隶们的住所里玩耍，聆听那些他终生喜爱的奇闻轶事和黑人灵歌。每年夏天，他都会在伯父的农庄上待几个月，这段生活直到晚年仍令他十分神往。在农场生活中，马克·吐温意识到，黑奴并非天然低人一等，社会对黑奴不以为意的态度并不合理。其中，黑人奴隶丹尼尔叔叔成为他对黑人印象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其笔下黑人角色的共同原型。丹尼尔叔叔极富同情心，为人真诚，常常帮助并照应着小马克·吐温。这让他猛然意识到，虽然肤色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一条难以捉摸的界限，但在精神上，农场中的黑人朋友们永远留在了他的心中。

在《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黑奴吉姆即是马克·吐温以丹尼尔叔叔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吉姆原是华特森夫人家里一名温厚的黑奴，当他偶然听见主人打算把他卖到更南方的种植园时，出于不愿远离妻女的本能选择逃亡。在经历了重重艰难后，吉姆与小说主人公哈克在杰克逊岛重逢，随后在木筏上共同漂向自由。这一旅程让吉姆逐渐从“奴隶”变成“伙伴”，再变成哈克眼中值得托付的亲人。吉姆的善良静默而坚韧，他用经验保护哈克，用宽厚包容恶作剧，用沉稳掩盖自己的悲伤，甚至在同伴受伤时宁愿放弃逃生机会也要留下救人。吉姆最终获得自由，却仍惦记着家人，希望归去将他们从制度的阴影中一并带出。

值得注意的是，《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绝非简单的废奴主义宣传册，其在美国文学史中地位卓著，被认为是马克·吐温代表之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美国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说：“现代美国文学，全都来源于马克·吐温写的一本书，书名叫作《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它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书。在这以前没有过，在它之后也没有一本堪与之匹敌的书问世。”事实上，海明威的评价不仅肯定了该书的文学高度，更指出它在确立美国文学独特风格方面的开拓意义。

在美国文学的早期发展历程中，文学的“美国性”一直是作家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如何在这片“新大陆”上创造出真正属于美洲的文学传统，并使之摆脱英国旧世界的文化阴影，是所有19世纪美国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明确提出，美国文学必须摒弃欧洲的陈旧规范，转而从美国自身的社会现实、自然景观与民族经验中汲取力量。在梭罗、梅尔维尔之后，马克·吐温在《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完成了在语言、叙事方式与文化视野上实现“美国化”的使命。它以夹杂方言的真实口语、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生活的细腻书写，以及对自由、道德与种族等重要议题的深刻洞察，呈现出一种彻底扎根于美国社会现实的文学形式。在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马克·吐温始终坚守了密西西比河畔的风土人情，为蓬勃发展的美国南方文学创造了基础。

批判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仅体现在他对语言与风格的革新上，更体现在他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批判。19世纪的美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动荡剧烈交织的时期。快速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的跃升，却也加剧了政治腐败和扩张意识。马克·吐温以鞭辟入里的文字，对美国社会的重重病症拆解剖析，以讽刺而幽默的语言书写着美国社会的复杂。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马克·吐温于1870年发表的《竞选州长》在政治讽刺文学中堪称兼具影响力与代表性。通过虚构的“我”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情节，马克·吐温将美国19世纪末的政治生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一个原本以风趣作家形象广受欢迎的候选人，却在竞选过程中不断遭遇媒体恶意中伤、政敌造谣抹黑以及公众舆论的盲目跟风。小说中的政党机器通过操纵信息、煽动情绪、制造恐慌等方式使选举成为一场“谁更能抹黑对手”的竞技。在小说中，报社为了提高销量，刊登肆意捏造候选人“偷窃、贪污、虐待妻儿”等荒诞不经指控的文章，不顾事实真相。马克·吐温以夸张口吻呈现媒体的造谣过程，使读者在荒诞中感受到新闻机构对公共舆论的操纵力量。候选人“我”在层出不穷的诽谤与阴谋中逐渐陷入被动，最终不得不宣布退选。这一讽刺结局不仅揭露了选举制度被操控的荒谬，也反映出马克·吐温对当时美国政治现实的深切失望。

事实上，马克·吐温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剖析极具教育意义。马克·吐温并没有直接宣讲政治道德，而是通过荒诞的叙述逻辑让读者在笑声中意识到制度性的缺陷。在马克·吐温笔下，在被媒体裹挟的竞选过程中，真相往往不敌谎言，品格不敌舆论，而民众也容易在媒体裹挟下失去判断力。更重要的是，这篇作品在揭露选举政治腐败的同时，也折射出马克·吐温更广泛的社会批判立场。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快速经济增长和政治现代化的外表之下，美国社会仍然隐藏着许多弊病，马克·吐温敏锐地捕捉到其潜在危害，并通过文学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马克·吐温的批判态度并没有止步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讽刺，在美国在美西战争后迈向海外扩张、逐渐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时，他的批判锋芒进一步延伸到国际层面。虽然早年曾经支持美国将夏威夷纳入版图，但1895年环球演讲中在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等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巴黎协定》中关于将菲律宾利益转至美国的条款方案，促使马克·吐温在回到美国后，逐步转向了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在反帝国主义协会中担任副主席，撰写多部尖锐批评美国殖民政策的文章。在《致坐在黑暗中的人们》与《战争祈祷文》中，他以冷峻的反讽口吻揭露了美国以文明、宗教和自由之名行暴力压迫之实，尤其批评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马克·吐温不客气地指出，“我过去觉得给予菲律宾人民全部的自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估计得靠他们自己把自由还给自己了。”

从民主制度的虚伪到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危机，马克·吐温以其敏锐的观察、尖锐的讽刺与坚守良知的道德立场，构筑起一套宽广而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体系。他既继承又超越了19世纪美国现实主义传统，使讽刺文学具备一种横跨社会、政治与世界格局的整体性视野，因而无愧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中国读者与马克·吐温

19世纪后半叶，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社会开始系统性地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在这一历史转折期，马克·吐温两部篇幅短小的讽刺性作品《俄皇独语》与《山家奇遇》首次传入中国。进入20世纪后，文学界对西方文学关注日深，从短篇小说《百万英镑》到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译介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欧美作家之一，其作品在读者群体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吐温写作的年代正值中国频繁受到外国列强蹂躏的晚清时期。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始，清政府不得不频繁与外国列强签订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更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00年前后，高举“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反抗西方列强入侵。马克·吐温对中国的遭遇深感同情，在1901年发表了《我也是义和团》演讲，高声呐喊“我也是义和团”。在中国处于极度落后贫困的情况下，马克·吐温能够与中国民众站在一起，无疑让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感到肃然起敬。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马克·吐温作品中包含大量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辛辣批评，即使在美国文学因政治关系而备受冷落的情形下，其作品依然被大批引入中国。在被视为“纸老虎”的大洋彼岸的帝国世界里，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作家，以其暴露和批判美国社会与政治文化的特点，仍然被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友军”。马克·吐温《竞选州长》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百万英镑》曾多次入选中学英语教材，成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

然而，在文学文本阅读从政治性转向文学性的当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吐温文字中的中国叙述。虽然马克·吐温对中国的遭遇总体上呈同情态度，但是其在文学作品书写中，仍难免受到时代话语影响，展露出西方霸权的文化底色。在《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中，马克·吐温模仿英国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讽刺书信体小说《世界公民》，叙述美国社会对华工的系统性歧视，批判了当时美国国内正日渐显露的帝国主义倾向。故事主人公阿宋喜天真愚钝，受到欺骗前往美国。然而，在阿宋喜抵达美国后，警察毫无理由对他施暴，而一名医生又以预防天花为名施打不必要的疫苗，从而掏空了他的积蓄。这些情节凸显了马克·吐温对美国的控诉，一个宣称自由的国家，却利用其制度性力量边缘化非白人移民。毫无疑问，这篇讽刺作品的直接意图是批判美国政府滥用权力并损害了其“自由与平等”的声誉，展现华工在美国社会中所遭遇的歧视。不过，马克·吐温将阿宋喜塑造成过分信任他人、无助而顺从的形象，反而体现了典型的“温顺的亚洲人”刻板印象。阿宋喜被动承受美国社会的歧视，其形象反而强化了美国语境中对华人“顺服”的简化认知。在此意义下，马克·吐温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加深了帝国主义视角下的华人刻板形象建构，这体现着文学书写的复杂性，即便是最具进步意义的批判，也可能在无意间再生产其试图瓦解的偏见。

在马克·吐温诞辰190周年之际，我们对这位经久不衰的美国文学巨匠致以最诚挚的敬意。然而，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在阅读马克·吐温的讽刺作品时，仍应当不时思考其在资本主义批判中所隐藏的文化霸权主义，在批判中接受、阅读马克·吐温的社会批判思想，欣赏其富有美国南方乡土气息的俚语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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