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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冶谈阿加莎·克里斯蒂

时间：2026-01-14 19:10:18 作者：来源：“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

导读：2026年01月12日您在《推理大无限》中给阿加莎专章起的标题是“永恒的女王”，在您看来阿加莎在推理小说史上这种独一无二的女王地位，是同时基于其文学成就与影响力吗？卢冶：是的。在阿加莎时代的英国，侦探推理小说是最畅销的文学类型，高产高质的作家不知凡几，但..

2026年01月12日

您在《推理大无限》中给阿加莎专章起的标题是“永恒的女王”，在您看来阿加莎在推理小说史上这种独一无二的女王地位，是同时基于其文学成就与影响力吗？

卢冶：是的。在阿加莎时代的英国，侦探推理小说是最畅销的文学类型，高产高质的作家不知凡几，但如今多数都被遗忘。只有阿加莎当之无愧，生前身后，声名持久不衰。想想每年在全世界巡演的各类“阿婆”戏剧有多少场，想想我国以阿加莎作品为基础改编的剧本杀有多少部？远的不说，不久前在国内院线重映的1957年好莱坞经典名片《控方证人》，就是由她的小说和戏剧改编的。就文学成就而言，她一直是，仅仅是一名通俗作家，从不打算挑战纯文学的高度，但她是世界级的通俗作家，在她所擅长的领域里魅力无人能及，包括她的前辈柯南·道尔在内——人们更多地记得的是他笔下的福尔摩斯，而非他本人。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稍有名气的女性侦探作家总会被出版社营销为“XX国的阿加莎”。她不是余温尚存的旧人，而是人们信任的老字号品牌。或许今朝你就不一定能记起去岁的“诺奖”作家了，但你接触阿加莎的机会却将越来越多，不仅因为即将到来的版权公开会导向更多的作品译介和周边营销，还因为你可能在旅经不同的国家时发现她的踪迹——她生前走过路过的许多地方，至今还在贩卖她的故事。

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约瑟芬·铁伊、多萝西·L. 塞耶斯通常被称为推理小说第二黄金时期的三大女杰，如果做个简单的比较的话，您会如何来形容她们各自的特点和胜擅呢？

卢冶：对比一下这三位，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阿加莎最流行、最容易被记住。铁伊更适合那些迷醉于纯文学的文艺青年，谋杀案只是她文学药丸的糖衣，里层可能是苦涩的历史阐释和曲里八拐的人性描写；而塞耶斯呢，她良好的教育背景（她是牛津大学萨莫维尔学院首批获得学位的女性）使她更爱在作品里炫技，她会为了设置诡计而与各界学者精心研究，会在故事中填塞大量人文社科知识，会讨论哲学、宗教等复杂的世界观问题，她的温西爵爷探案系列为后世的炫学式推理小说打开了启明之门。至于阿加莎，她笔下的波洛和马普尔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套犯罪心理图式，但他们零敲碎打，不会长篇大论地分享给你。因为她没有“文学家”的自我ego，也不会调制观念与谜题泾渭分明的鸡尾酒，服务大众、娱乐大众，是她明确的写作追求。她对叙事节奏的把握炉火纯青，知道在怎样的文字体量中该设置几个嫌疑人，什么时候为读者端上谋杀前菜，什么时候请他们吃掉推理正餐。她从戏剧、哥特恐怖小说、骑士文学甚至旅行宣传册里借来故事结构的灵感，作品的基本观念由中层社会流行的常识所组成，其所显示的知识则主要来自她的个人生活经验，比如当护士，做园艺，和第二任丈夫去世界各地考古……生活弥漫到哪里，她就写到哪里，当然，精神分析学这类深奥的理论也会不时在她机智的对话描写中闪现，只是因为混迹于各种俱乐部和庄园聚会的男男女女就爱将时髦的思潮引为谈资。总之，她浪漫幽默而不“狗血”，如红茶饮尽回甘，安全又温暖；而铁伊的中药汤剂或使你受益匪浅，但可能纠结良久直至昏昏欲睡，塞耶斯则更像意大利浓缩咖啡，希望你速速提神，最好还能写点笔记。

小结一下：如果你想在两个小时行程的飞机上轻松读完一部推理小说，既完整享受解谜的乐趣，又不会引起瞌睡或大脑紧张，那么在这三位里，请一定选择阿加莎。

黄金时代推理小说里的很多设定早已被淘汰，就阿加莎而言，她的故事套路在今天来看，在何种意义上是“旧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是“经久不衰的”，以至于依然能吸引一代代读者持续阅读和热爱？

卢冶：如今，在互联网推理圈里有一个热梗：每年到冬季，世界各地都会出现一批人，急着奔赴各式各样的暴风雪山庄，去吃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餐——这就是“阿婆”最擅长的封闭空间连环谋杀套路。它在中国读者眼中显得有点滑稽，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常见的庄园聚会从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常场景，但真正的“间离”并非来自“非中国化”或“非现代化”，而是在于它强烈的戏剧性和人工性。其实，推理小说是所有文学类型中最具有“人工美学”特征的——生活不可预测，它却总能给出貌似确定的答案，如同美丽的立体缩微模型，精致，却不像真的。

但为何如此做作的“阿婆”式场景还是经久不衰呢？因为这种场景只是故事的道具，正如我们一直憧憬着的武侠江湖也并非真实的大江大河一样，暴风雪空间真正的象征意义，还是人性的展览。展览是拉开适当距离的安全观瞻。我们去博物馆和动物园看什么？被展示的总是过去，是非人，是异乡，是尸体——它们都是自我中的他者，是我们过去曾是或即将要是的东西；是上帝视角下的Labubu。阿加莎给我们的，正是人类的犯罪博物馆，文明世界中的动物园，一种最舒适的、能看与所看的关系：非参与性的观察，通过与被展示物之间的安全距离，支持参观者投射自我的欲望。常住和旅行，家里和路上，是人类最原始的两种故事原型，而暴风雪山庄是两者的中间态：一种旅行者被迫定居的“客居”模式，读者会看到社交空间的陡然压缩，却并未到达极限（这些空间都复杂而舒适，使人既能群聚也能独处），人物处在随时可能被杀害的恐惧中，社交面具逐渐皴裂。在惊吓中勉强维护自尊的人会干什么？大胆的人怎样行事？小心的人如何说话？……你能看到一些辩证的人性公式，看到交往结构和接触规律，就像从高空中才能看清秘鲁的纳斯卡线条一样，这些设置充分满足了你对生活的控制欲，在尸体、童谣和华丽的庄园阶梯旁，你好奇而不恐惧，紧张却不逼仄，只有阅读快感源源不断。

这些元素只是夸张和游戏？其实不然。它们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特别是阿加莎以一种柔和的中产态度（而非左翼的、革命的）从中展示出的微妙的阶级差异。仆人、劳动者总是被庄园的主人们当成小透明，而他们却因为无处不在而成为凶手或被害者。这一点在当下也一样。我之前读到一则社会新闻，一些名人的谈话被曝光，它们是公开的会议录音，其内容却突破道德底线。这些人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或许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意过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甚至可能忘记了这样的人也当时在场。——这真实事件多么“阿加莎”啊！不论今天的技术进步几何，不可靠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仍是大众社会的底色。就算满街都是监控器，哪怕AI能一键生成，靠着手动简单化妆扮演另一个人，甚至不用化妆也能成为隐身人的阿加莎式策略仍然有效，因为你总是有盲点，总是会忽略，却又那么自信，那么容易受骗（不信就去看看电影版的《控方证人》和电视剧版的《葬礼之后》）。这就是阿加莎式的心理诡计，它是那么现实和普遍，不旧也不假。她将这些内容装在那些戏剧化的布景里是为了满足你的控制欲，并让你放松警惕：如果故事显得离你太近，你就不会那么惬意了，而这将很不利于她的销量。

您曾谈到我们常常会很自然地将阿加莎和乔治·奥威尔所谓“英国式谋杀”里弥漫的精致主义元素相联系，但就作品而言，阿加莎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经营环境和物质细节描写的作家，那她是如何营造出那种传神的日常感和时代感的呢？相对于环境描写，阿加莎的对话向来为人所称道，也是她小说的核心魅力之一，您觉得阿加莎对话的高妙之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卢冶：譬如喜剧，如果观众不熟悉“梗”，包袱就摔不响。一切作品要被理解，总是需要一个心照不宣的契约，一个夹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公共的中间世界。阿加莎懂得如何精简笔墨，因为她知道她的英国读者能够通过这些简约的描写来完形填空。那中国读者为什么也能理解？因为她设置的门槛足够低，只需要掌握刻板印象中的英国符码，比如食物难吃，天气多变，对话阴阳怪气，同样能够“get”到她想传达的氛围。我们会误读吗？没关系，她的侦探波洛就是个比利时人。她让他与英国人互相讥讽，回弹双份的偏见和误读，在那两面镜子相对的时候，中国读者感知到了另一种折射出来的俳谐和理解——谁还不是个老外呢！

她精简笔墨的主要手段就是对话。高明的对话传达信息更传达动作，它们是对话者之间的机锋较量，是英式幽默的载体，同时也是阿加莎复刻场景的手法。这种手法在叙事上可以毫无负担地快速推进剧情，就推理小说的任务而言，更是那些心理诡计的合理依据——场景本来就不是客观的物理现象，而是主观的，是语言性的，正如刘姥姥看到了贾宝玉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的西洋钟，却无法将之描述为西洋钟一样，场景是落谢在我们心中的千差万别的影子，也是记忆最常用的媒介，而记忆、记忆的差异和共性是阿加莎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比如《底牌》，豪宅中的一场桥牌局之后，人们发现宅邸的主人被刺死了，凶手只可能在牌局之中。波洛让每位客人描述自己对房间的印象：当你在玩牌时，你的眼睛在看什么？你还能记得什么？在对话中呈现人物对场景的态度，也就呈现了他们的性格，并将他们的记忆链接与读者共享。当形象在读者脑海中被构建出来，陷阱也同时挖好了。

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类型小说传播规律，阿加莎笔下最著名的侦探如波洛、马普尔小姐，似乎都不属于“魅力型”主角，对此您怎么看？

卢冶：其实，人们对“魅力”的感知范围是很广阔的，毕竟魅力并不等于颜值或性感。在由阿加莎的同名短篇小说和戏剧改编的《控方证人》中，由泰隆·鲍华饰演的嫌疑人沃尔英俊迷人，老少通吃，这是阿加莎笔下一种常见的男性角色——一无是处，给家人带来无数麻烦，却广受女性青睐。她自己的家族中就有这样的男人，她总是能带着理解和爱意写出这样充满魅力的坏男孩、败家子儿。

由查尔斯·劳顿饰演的大律师威尔弗里德爵士所展现的，则是另一种魅力——与波洛同类型的魅力。初老的男人，自恋，毒舌，与英俊格格不入，却丝毫不油腻，反而萌得要死，可爱得要死——没错，要让老年男性角色传达出魅力，重点是写出与他们的才华相匹敌的孩子气执着。这种魅力无关性感，其能量却可能比性感还大。看看大卫·苏切特（我最喜欢的波洛的荧屏形象）所饰演的波洛如何抱怨旅馆里的英国菜，如何陶醉地捋他的小胡子，看看有心脏病的威尔弗里德爵士如何与护士斗嘴、千方百计顺走别人的雪茄、将喝药的水偷换成白兰地，演员的演技使阿加莎漫画般的人物描写大放异彩，在故事主线之外，正是这些细节让人物可爱无敌。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两个角色的共性，我想一定是“傲娇”：这个最初来自二次元亚文化的词汇，可以精妙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老年形象要怎样可爱起来。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的魅力会在他们的癖好和缺点中闪光，但如果作者把握不好分寸，可能会演变成最糟糕的情况，比如，傲慢。在文学作品中，如果想让人物面目可憎，就写出他们的傲慢吧，傲慢是自恋最负面的表达，是对他人的轻视和损害。

作为“对照组”，我忍不住举出一本名为“嫌疑人请喝下午茶”的推理小说。热心的、自信的、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控制欲极强的华裔大妈在马来西亚开的茶馆里死了个人，她自说自话地展开了调查。作者塑造了最为刻板的“广场舞大妈”的形象，希望读者在她与儿子、与办案人员、与邻里街坊的互动之中，领略到她的热心与可爱。然而这一回，性格光谱不幸倾斜到了可憎的一端，读者会即刻代入那些被大妈所“关爱”的人物视角并感到无比窒息。这就是想塑造傲娇型人物，实际上却捏成了傲慢的例子，与作者希望她招人喜欢的意图严重不符。阿加莎的马普尔小姐并不这样：她窥探却不越界，八卦却不咄咄逼人。在案件走访中，她旁敲侧击，潜移默化，正因为她从来没有试图主宰场面，才得到了她想要的情报。

与阿加莎同时代的诗人奥登认为，侦探小说的完美结局，是一种美学与伦理合而为一的优雅状态，您认为这种平衡感是如何被阿加莎发挥到极致的？

卢冶：《控方证人》不正是这样吗？如果说小说是特写，戏剧版和电影版就是全景，它们把小说未能充分展开的法律程序转化成了叙事主线，观众并未发觉，他们仍然是被作者的叙事调度而非司法程序所操控，但他们确实看清了英国刑事案件审理的基本流程，获得了精准严谨的法律科普，锻炼了英语水平，接受了英式幽默的瀑布洗礼。这还不是全部：在像陀螺一样被阿婆最擅长的连轴反转叙事抽得发蒙之际，他们突然发现，这故事里竟包含着一个如此巧妙的辩证结构：庙堂与江湖的循环。在“庙堂”正义里侥幸逃脱的恶，竟还能在“江湖”伦理中得到惩罚，古老的因果报应被合理运用，朴素的正义观得到了满足。但放心，作者知道你是现代人，程序正义才是你在现实中真正能指望得上的东西。故事虽戛然而止，你却知道庙堂其实又在前方等着了，那一刻的感动是无以复加的，放出去的一切都收了回来，又准备再次抛出去。这既是艺术，也是伦理。

与她小说中的波诡云谲相比，我们是否可以说，阿加莎在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中，个人生活上仍相对传统？或许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所谓的“静塘事件”。您在书中称之为她“唯一的一次角色逃离”，为什么这么说？

卢冶：的确，阿加莎生长在靠着遗产和投资还能维持体面生活的中产绅士家庭中，因为家道中落，她没有受完正规、全面的教育。支撑她作品的情感逻辑，多半来自那个时代的英国妇女所接收到的基本的两性观念。她从来不是女性主义者，她的爱情观相当传统和保守，她的浪漫爱情表达也很“原教旨”：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潇洒的男女有人爱，不起眼的、看上去一无是处的小透明也有人爱。她相信爱情和婚姻，并认为金钱对这两者来说都十分重要。她有两次婚姻，以不同的方式出名：第二次是与年轻的丈夫一起环球考古，那时她已功成名就，第一次是她的前任丈夫和女秘书偷情并向她施压离婚。那时，她的作家生涯还远未达到可以独立徜徉于江湖的地步。她饱受情感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于1926年突然失踪了十天。人们发现了这位年轻女作家在静塘湖边的空汽车。这太像她笔下那些小说里的情节了。舆论哗然，政府部门出动大量人马寻找她，甚至准备抽干湖水。无数群众涌到湖边看热闹，商贩们趁机卖起了食品。她是不是被谋杀了？她的丈夫自然是第一嫌疑人！她的作家同行们也深度参与讨论，包括塞耶斯和柯南·道尔，后者甚至试图为她举行降灵会。最后，有人在一座度假酒店的客人里认出了她。这十天之内，她享受着酒店里的一切服务和娱乐，看着报纸上她和她的家庭如何被众说纷纭。因为寻找她所花费的公共资源，因为她丈夫和丈夫的情妇所受到的怀疑，她承受了巨大的舆论攻击。对于究竟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讳莫如深。这就是曾被改编成纪录片的“静塘事件”。她的一位传记作者认为，阿加莎的动机也许很简单。她一直生活在既定的框子里，这可能就是生命中唯一一次的任性，唯一一场不顾一切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只恨不能拉着头发脱离地球的、成年人的角色逃离。那时的她可能像裸露的寄居蟹，敏感疼痛却无法言说。不管怎样，她还得回来，离婚，休息，然后为养育孩子而继续写作。在靠着一些糟糕的短篇和冒险小说过渡之后，她终于开始了“持续高能”的创作。巨大的创伤转化为她后来作品中常见的几样东西：一是舆论对当事人的戕害和它强大而持久的威力（比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是越来越多的异国题材——当她有能力环游世界时，这是更合理、更符合社会期待的出走方式。此外，她的作品中还多了两种女性角色：与波洛经常发生交集的女作家奥利弗太太,是她作为“写谋杀案的个体户半职业女性”的哈哈镜版本，是为了缓解大众的偏见和嫉妒而设置的自嘲型社会角色，另一种女性角色则可能是她的“月亮星座”，她的理想投射，她被压抑的那一面，那就是她笔下唯一的一对夫妻侦探中的妻子塔彭斯：大胆，热烈，像火一样。然而，正像她的一生，这种热烈一点也不出格：塔彭斯婚姻幸福，儿孙独立，一直破案到老。

刚刚也说到了，后世的女性推理小说家在营销时，常常仍会被拿来与阿加莎对标。以您的阅读经验来看，阿加莎的文学遗产后继有人吗？

卢冶：英国作家苏菲·汉娜，就是被阿加莎产权协会认证的、可以合法写作波洛系列同人小说的作者。在阿加莎笔下，英国人常常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混为一谈，这令波洛大为恼火。波洛不是法国人，正如苏菲·汉娜并未学到阿加莎的神髓。数年前，新星出版社译介了她的《字母袖扣谋杀案》，你可以看到，案件模式和反转设置等方面的确很“阿婆”，但波洛就不那么“波洛”了。随着苏菲·汉娜的作品中译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汉娜的确在努力学习阿加莎，却扭曲了她的本质。她尝试让阿加莎的人性城堡更加精致，却失于雕琢，令笔下的人物面目可憎——阅读效果意义上的可憎。阿加莎的魅力是简单的力量，这一点一旦被曲解，作品就变得一言难尽。我在前面讲到，阿加莎笔下的波洛自大但可爱，可汉娜的波洛却只剩下了自大，他故弄玄虚，只是因为作者想让事件复杂化。为了制造**转高潮，她将本来简单的故事延宕良久，结果却适得其反。而节奏是阿加莎在创作早期就掌握纯熟的叙事技巧。

最近流行的养老院老人侦探系列推理小说《周四推理俱乐部》，也有仿阿加莎的意味，但我想，它是内核被抽掉的阿加莎，缺乏有力的反转和适度的结构，没有阿加莎擅长的角色面具和人性扮演，以及无处不在的、自然化的叙述诡计，结果就只剩下一群大爷大妈在纯聊天——虽然在马普尔小姐初登场的短篇《星期二晚间俱乐部》（1932）中，她和她的同伴们看上去也只是在聊天而已。

阿加莎很难模仿，因为大家总想超越她。其实，只要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显得可信，再适度表现出一股观察人类的兴头，就能捕捉到她的些许神韵。中国当代推理圈中的传奇女作家水天一色就做到了这一点。2025年，她的口碑神作《盲人与狗》再版，我不能在此过多剧透，只提醒大家：她在塑造某个人物时用了阿加莎的人物塑造方式，辨识度很高。

在之前无论是ChatGPT还是DeepSeek引发的使用热潮中，大家非常热衷各种“模仿游戏”，您觉得用AI可以完美复刻出阿加莎风格的作品吗？

卢冶：AI不行。因为人类创作的灵韵，正像人体的穴位和气脉，AI可以动手术，却不能扎针灸，但人可以。前述比利·怀尔德导演的电影版《控方证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电影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但这部作品各方面都呈现出完美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今年是阿加莎逝世五十周年，阿加莎的作品将进入公版，中国引进阿加莎作品感觉已经非常完备了，您觉得公版对阿加莎作品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卢冶：公版时代，由出版社营销所主导的新一轮阿加莎热注定会掀起，只看消费者买不买账。我想，这种营销可能会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质量的作品新译。常有读者抱怨一些现有的中译版本太差劲，有出版社已表示接收到读者诉求，在摩拳擦掌筹备新译了。二是更齐全多样的作品类型。过去不怎么受重视的阿加莎戏剧剧本、传记、广播剧本等“遗珠”，这些估计也会大量涌入。三是谷子经济意义上的周边产品。就传播学来说，谷子经济是否能够铺展，其受众是否能破圈，是判断作品流行程度的重要参考因素。在中国，阿加莎笔下的个别作品和案件模式广为人知，但波洛、马普尔、黑斯廷斯等人物的知名度却始终未能与福尔摩斯和华生相比。举个例子，很多非侦探小说读者会嗑福华组合的CP，购买他们的影剧文创周边，但波洛相关CP却只有推理圈的读者才知晓，相关产品也寥寥无几。如今的出版业艰难前行，作品文创化是出版再创业的典型特征之一。我想，公版不仅会让克里斯蒂学在深度和广度上迈进一大步，也会使阿加莎和她的人物在谷子经济层面、在文创领域绽放光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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