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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北京“乡愁”

时间：2017-03-30 01:48:41 作者：刘伟来源：北京晚报

导读：纵观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果以他1936年举家赴美为界，他生命的前四十一个春秋先后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度过。林语堂两次来到北京，前后在北京共生活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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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北京“乡愁”

林语堂与廖翠凤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而杰出的人物。他出生于基督教会家庭，从小对英文非常熟悉，加上后来在北京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使他成为当时难得的双语作家，在北京时不仅发表了众多中文散文，后来还写就了《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众多英文作品。

林语堂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对于汉字索引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编选的《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影响广泛。

更重要的是，他把许多英文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文化推介到英语国家。他自传中有一句联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

纵观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果以他1936年举家赴美为界，他生命的前四十一个春秋先后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度过。林语堂两次来到北京，前后在北京共生活六年。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北京的生活却让他一生都割舍不断。在北京的这六年，是他生命的“光辉岁月”，他向世人展现了他“浮躁凌厉”的一面，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真诚勇敢与书生本色。

而他在《京华烟云》里描摹出的浓郁的北京古都韵味，再一次向人们诉说着他对北京的眷恋。

1916年-1919年

逛琉璃厂恶补中国文化

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林语堂原名林和乐，父亲是一名牧师，林语堂小学和中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1912年，年仅17岁的林语堂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1916年，二十一岁的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担任清华大学中等科英文教员，直至1919年。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

在他的自传中，他这样描述初到北京的情形：“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由于自幼接受教会教育，当时的林语堂虽已大学毕业，但是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只能说是半通，甚至连“孟姜女哭长城”这样妇孺皆知的历史典故也不知。于是，他开始恶补中国文化知识。

为了学好北京话，他读《红楼梦》，从袭人、晴雯等人的语言中领略北京话之美，体会白话文的魅力。他逛琉璃厂的旧书铺，与书商闲谈，在与他们的攀谈中，林语堂愈加发现自己在国学知识上的欠缺。林语堂通过书商之间的闲聊，开始阅读《人间词话》、《四库集录》等书。长期浸淫其间，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修养逐渐充盈，甚至也可以跟人谈论古本典籍了。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林语堂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良好的西学基础，再加上对于中文的熟悉，林语堂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看法。林语堂发现《康熙字典》“检法迂缓，隶部纷如，不适今用”，创造“首笔”汉字检字法，对《康熙字典》的“部首”检字法“首发第一炮攻击”。1917年，他撰写首篇中文著作《汉字索引制说明》，并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索序。蔡元培一直倡导和推动文字改革，欣然为《序》，高度评价汉字索引制：“其明白简易，遂与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序》和《说明》一起发表在1918年第四卷第2号《新青年》上。《汉字索引制说明》是林语堂用中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蔡元培热情鼓励下，林语堂又写了《分类成语辞书编纂》在《清华季刊》发表。1919年，林语堂成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筹备会共计三十八人，会员中有赵元任、蔡元培、沈兼士、许地山等诸多名家，当时，他们一起竭力倡导汉字拼音化。

在北京结识胡适成一生挚友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林语堂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胡适。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9月开始胡适任教北京大学。胡适到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到场迎接，给林语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适的一句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正如胡适所言，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风靡全国，给当时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语堂自不待言。

后来，林语堂在北京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并以意大利的但丁和薄伽丘为例作为说明。这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两人由此成为朋友。自此，两人的友情持续几十年，一直不衰。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件事：胡适自掏腰包无私资助林语堂2000美元留学。1919年秋，林语堂获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只得到半官费奖学金，即每月只有40美元。出国前，林语堂回到厦门与已订婚四年的未婚妻廖翠凤结婚。婚后，廖父资助1000银元。于是，林语堂携新婚妻子赴美，到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但是，到美国不久，林语堂的半官费奖学金突然不发了，原因不得而知。因之前林语堂已与胡适约定，学成回国会到北大任教。百般无奈之下，林语堂打电报求助胡适，希望胡适能为他预支以后到北大任教的工资。林语堂打了两次电话，每次都提出预支1000美元。胡适每次收到电报后，都是想法凑足1000美元寄给林语堂。正是胡适的2000美元，解了林语堂燃眉之急。

1923年秋，林语堂归国后，见到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林语堂为两千美元的事向他道谢。蒋梦麟感到意外，后来蒋梦麟说：“那是胡适之私人的钱。”林语堂对胡适感激不已，林语堂也对此事铭记于心。在他写《八十自叙》时，林语堂特意将他与胡适的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林语堂虽是好友，但两人不同的经历以及当时动荡的政局，不可避免地促使两人在文学观念以及思想上出现偏差，但两人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友谊与“立场”的关系。当年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笔战的时候，林语堂并没有因为胡适帮过自己就成为“现代派”的一员，林语堂甚至站在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这边。在林语堂看来，友情归友情，立场归立场。胡适也未因此责怪林语堂。胡适曾对钱玄同说：“如果某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语堂都不愿意和他打招呼。”两人可谓知音。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宋庆龄是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林语堂为宣传主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当时，蔡元培给胡适拍电报，劝他不要改变初衷，然而胡适拒绝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对于这个决定，林语堂坚定地投了赞成票。即便如此，林语堂和胡适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敌人”。

胡适去美国后，林语堂花费了数十万美元发明了“明快打字机”，但当时因为中国内战，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接受这项新发明。“明快打字机”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遥远的中国大陆后，一些好事者编织出不少神话式的“传闻”，到处流传着林语堂发大财的消息。后来又是胡适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明了林语堂为研制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的真相。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搬到纽约公寓，林语堂时常带着一家人去看望胡适。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离世。3月3日，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胡适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给予胡适极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四年后，林语堂定居台湾，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台湾，他每年都会到胡适墓前献花，寄托他对胡适的思念。

林语堂的北京“乡愁”

林语堂的书法

1923年-1926年

与“语丝派”在中山公园谈天说地

1923年，林语堂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旋即携已有身孕的妻子廖翠凤回国。先回厦门，妻子在厦生下长女林凤如（如斯）。稍事休整之后，这年秋天赶赴北京大学报到。林语堂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后升任教务长。

这是时隔四年之后，林语堂再次踏上古都北京的土地。不同于1916年的初来乍到，这一次学成归来的林语堂，全然没有了当初的窘态。当时的北京大学英文系也是人才济济，有陈西滢、徐志摩、温源宁、叶公超等。围绕着两份杂志《语丝》和《现代评论》，北大的教授们大致分为两派：“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语丝派”主要成员有：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等，“现代评论派”则以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为代表。自从在《语丝》第三期发表《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以后，林语堂的散文和杂文陆续发表在这份周刊上，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语丝派”的成员。

每逢周六，《语丝》同人常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一杯清茶，一碟白瓜子，一碗面，在松荫下的藤椅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人一起谈天说地。这是一幅生动的场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肆意大胆地谈论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采：鲁迅讲着让人听不太懂的绍兴官话，戏谑怒骂；周作人则不大说话，偶尔说话也是声音低微，泰然自若；郁达夫则是另外一副模样，一来便点上绍兴酒，佐着下酒的小菜酱鸭卤胗肝，与鲁迅等人畅饮。兴致来时，郁达夫也会点上来今雨轩的名菜：软炸鸡腿、火腿什锦酥盒，以助酒兴；林语堂滴酒不沾，因为一沾酒就容易睡，他饶有兴致地听着，看着饮酒正酣的郁达夫一边和鲁迅他们对饮，一边摸着自己的剪成平头的脑门谈笑风生。

当然，林语堂第二次来到北平的这三年，不光有快意平生，也有沉郁悲痛。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举国哀悼。林语堂同当时的社会各界一样，看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山公园，内心颇为不平。他在《一点浩然气》中称孙中山为“中国一百年来第一人”“孙中山是成功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可以传不朽。我们这一代人及后代人，无一人不身受其赐”。

孙中山逝世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加恶化。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第二天，北大学生上街游行，林语堂也参与其中。当年年底，北平爆发“首都革命”，一时“驱除段祺瑞”的口号响彻全城。林语堂加入示威队伍，并上演了一出“用旗杆和石头与警察相斗”的好戏。他早年练过棒球，投起石子来是得心应手，纷纷命中目标，最终惹怒了当局雇佣的流氓，惨被棒子殴打，击中眉头，流血不止。

“战士”林语堂为爱国学生辩护

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日早晨8时许，林语堂接到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的电话。她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求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准许停课一天。因为，当天她们要去请愿，抗议日英法美等国逼迫段祺瑞执政府撤销天津、大沽防务的无耻行径。林语堂考虑到此次游行“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便答应了，还不忘叮嘱刘和珍“以后凡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员”。孰料，这是林语堂与刘和珍的最后一次通话。

当天，四十八名青年惨遭屠杀，其中包括刚刚和林语堂通过电话的刘和珍。下午2时，林语堂听闻噩耗第一时间赶赴国务院，目睹了刘和珍的遗容，悲痛不已。

惨案发生两周后，鲁迅写下那篇著名的悼念文章《记念刘和珍君》，抒发内心的愤懑与伤痛。其实，早在鲁迅之前林语堂在3月21日就写下了一篇沉郁的哀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表达自己“有生以来最哀恸”的心情。

文中写道：“我觉得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一部分是因为我暗中已感觉亡国之隐痛，女士为亡国遭难，自秋瑾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文章结尾写道：“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针对“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对爱国学生的攻击与污蔑，林语堂更是奋起执笔全力反击，连续写下《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等文章，主张“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策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血淋淋的事实，刺醒了他，使得他放弃了原先的“费厄泼赖”精神，与鲁迅一道赞成“痛打落水狗”，给予反动文人沉重一击。

这一时期的林语堂，更多展现了他“战士”的一面，所以他与鲁迅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两人关系逐渐从相知到相离，其根本也是个性与文学趣味使然。其中，有两次误会加剧了两人关系的恶化。

其一是著名的南云楼风波，其二是一封信事件。1927年，林语堂与鲁迅先后来到上海。1929年，鲁迅与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因版税事宜产生矛盾，当年8月28日，郁达夫做中间人调解,由李小峰请客赔罪，同时邀请了林语堂等人携家眷在上海南云楼吃晚饭。席间，林语堂谈及鲁迅的学生张友松想自己办书店，并承诺绝不拖欠作者版税。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鲁迅大约也有了一些酒意，便疑心林语堂“语含讥刺”，就脸色发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斥责林语堂。林语堂也毫不示弱，两人像雄鸡一样对视良久，有传最后甚以“畜生”互骂。这场风波，最后被郁达夫等人平息了，事后两人也解除了误会。但是，两人还是变得疏远了些。

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相继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大谈性灵、闲适、幽默，惹得鲁迅等左翼文人颇为不满。鲁迅曾写一封信劝说林语堂放弃这些，翻译些英国文学名作。结果，林语堂回信说：等自己老了再说。对此，鲁迅大为恼火。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从此，两人真的再无话可说。不过，在一些文学活动中，两人还是偶尔见面，只是文学观念上，两人已经大相径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美国纽约的林语堂听闻消息后，惊愕不已。1937年，他写下《鲁迅之死》，文中写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北京“乡愁”

1933年，鲁迅、林语堂、蔡元培与萧伯纳、史沫特莱等合影。

1926年之后

赴美前专程到北京

“三一八惨案”后，全国上下一致声讨段祺瑞执政府，最终迫使段祺瑞在当年4月20日下台。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奉系军阀控制北京，白色恐怖一发不可收拾，著名报人邵飘萍在4月26日被张作霖枪杀，一时间人心惶惶。

当时，林语堂、鲁迅等人早已名列当局48人的通缉名单，离开北京成为最紧迫的现实。此时，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在协和医院生下二女儿林玉如（太乙），回家之后发现林语堂做了一个绳梯，收在阁楼里，预备情况紧急时跳墙用。廖翠凤看到此景，不禁大叫：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一手抱着一个女儿，一手拖着一个女儿，怎么跳墙逃走？

后来他们一家在东交民巷的一家法国医院躲避，后躲藏在好友林可胜医生家里。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经林可胜联系，林文庆邀请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任教，后聘为文科主任。在林家躲藏了三周后，1926年5月，林语堂举家南下去厦门。至此，林语堂离开了生活了六年的北京。

当时，林语堂与鲁迅关系还没有决裂，他随后举荐鲁迅、孙伏园等人来厦。一时间，厦门大学热闹非凡。但是，由于厦门大学人事关系复杂，校长林文庆担心“北京派”喧宾夺主，加之理科主任刘树杞掌管财权，排挤文科教授，林语堂和鲁迅等人在厦门过得并不如意。鲁迅曾三次转移住所，最后一次让他搬到学校的地下室。尽管林语堂尽可能地照顾鲁迅，但看到鲁迅成天靠火腿与绍兴酒过日子仍心存愧疚。好在当时的林语堂与鲁迅相互理解与扶持，这段时间也是林语堂后来所说的“两人相得”的甜蜜期。不久，鲁迅在除夕日辞去教职，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随后，林语堂也离开厦门大学，辗转武汉、上海等地。1936年林语堂举家迁去美国的前夕，曾专门回过一次北平，在林玉堂的女儿林太乙写的《林语堂传》中有记载：“他在离国之前，要再去北平一次。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城市比北平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的了。他再度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在太湖石座前方，欣赏朱栏玉砌，芍药圃灿烂盈枝的花朵。在池边啜茗，抽烟斗，觉得情怀的郁闷，一口一口的随着烟吐出来。”由此可见林语堂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依恋与不舍。

用文字回忆北京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在美国，“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陆续写出了《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红牡丹》等优秀之作。此时，乡愁，成为林语堂不可逃避的心绪。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关于北京的记忆是他永生难忘的精神财富。《京华烟云》里面有太多他自己生活的影子，有太多古都北平的气息与韵味。他写过一篇《动人的北平》，文中写道：“他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呼吸之地，农村幽静与城市舒适媲美。那里的街道排列恰当，清晨在花园中拔白菜的时候，抬头可以看到西山的雄姿——然而距离一家大百货商店，只有一箭之地”。在散文《老北京的精神》中，他从北京的气候、建筑、人的性格诸多方面呈现了北京的美丽、宽厚、朴实，这正是林语堂所向往的。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林语堂才是真正的林语堂，充满书生气和自由的气息。离开北京后的林语堂，失去了自由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冲淡平和的隐士林语堂。他开始大谈幽默，倡导性灵、自我、闲适。林语堂后来的转变，其实从1928年9月写的《〈翦拂集序〉》中就可见端倪。在这篇序言中，林语堂写道：“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

郁达夫1935年4月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翦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至此，我们终于理解林语堂为何对北京如此的眷恋与难舍。因为北京对林语堂来说，不仅具有地理的意义，还蕴含着精神的寄托。（文/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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