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诗刊》重出江湖杨炼：诗歌是文化之船的压舱石

时间：2017-05-24 03:40:18 作者：徐鹏远来源：凤凰文化

导读： 2017年5月22日，《幸存者诗刊》在北京举行了复刊发布会，正式宣布这一29年前的诗歌刊物“重出江湖”。杨炼、芒克、唐晓渡、王家新、戴潍娜、秦晓宇等新老“幸存者”纷纷到场，庆祝这一重要时刻。唐晓渡、芒克、杨炼在复刊发布会上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

2017年5月22日，《幸存者诗刊》在北京举行了复刊发布会，正式宣布这一29年前的诗歌刊物“重出江湖”。杨炼、芒克、唐晓渡、王家新、戴潍娜、秦晓宇等新老“幸存者”纷纷到场，庆祝这一重要时刻。

唐晓渡、芒克、杨炼在复刊发布会上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2017年5月22日，《幸存者诗刊》在北京举行了复刊发布会，正式宣布这一29年前的诗歌刊物“重出江湖”。杨炼、芒克、唐晓渡、王家新、戴潍娜、秦晓宇等新老“幸存者”纷纷到场，庆祝这一重要时刻。

《幸存者诗刊》源自芒克、杨炼、唐晓渡初创于1988年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俱乐部构成了刊物最初的核心诗人群。第一期《幸存者诗刊》以油印本方式于1988年首发，1989年初朗诵会大举轰动，再经1991年北京《现代汉诗》、及其后2014、2016两届“诗意的幸存者”画展转世，直到2016年9月，这群以诗歌和艺术为人生理想的诗人和艺术家们聚首北京，重建“幸存者俱乐部”，2017年3月，幸存者诗刊编辑部成立，一个月后，幸存者诗刊网站创立，4月15日，幸存者诗刊复刊号全部了完成稿件采编。

复刊后的《幸存者诗刊》以芒克为名誉主编，杨炼、唐晓渡为主编，以网络双月刊的形式呈现，分为诗作、诗论、翻译、跨界、诗群大展五个基本栏目。杨炼在复刊词中说：“《幸存者》诗刊，是幸存者精神传统的存在形式。跨越三十年，它与其被称为死而复生，不如干脆被叫做‘同心圆’，无论现身或隐身，都始终保持在当代中文诗的现场，铆定诗人自我挑战那个圆心，让体味困境和忧患，与汲取思想能量成正比。当年是油印草纸，如今是无远弗届的网络，但一首诗与内心之眼的距离不变，我们希望，入选这本杂志的作品，每一件都证明我们幸存下来了，且幸存得创造力十足。归根结底，诗人终将逝去，真正对抗、乃至能战胜时间流逝的，只有诗。”

复刊发布会现场，凤凰文化采访了杨炼、唐晓渡、芒克三人。

杨炼：真正的诗歌是文化之船的压舱石

凤凰文化：1988年的时候，“幸存者”这三个字是谁想出来的？

杨炼：我想的。不过我虽然想到这个词，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很清晰地意识到究竟为什么。从1988年到2017年，这是一个回顾，但实际上1988年我们已经在回顾1978年，而1978年我们都在回顾我们自己的起点——文革。“所以幸存者”这个词之所以击中了我自己和我们大家，是因为其实连我们那么年轻的人都经历过很多死亡或者类似于毁灭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们走到1988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个词我先提出来以后，第一个赞成的是多多，然后晓渡、芒克，大家都同意了。

凤凰文化：过了30年，当年的“幸存者”跟今天的“幸存者”，含义有什么变化？

杨炼：那太大的变化了，我已经写到复刊词里。实际上在当时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感到“幸存者”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真正清晰地意识到它可能拥有的含量。以文革、1978到80年代经验作为底蕴，从1989年以后，突然之间我们的人生加紧了。比如我自己，海外漂泊，漂泊不光是怎么生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么写和怎么继续创作的问题——不重复自己，往前发展，这才是诗歌意义上的幸存。通过这种漂泊，带着中国的经验跟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碰撞交流，但是又一次一次实际上在验证我们从这块土地深处获得的这些思想，包括美学的考虑，而且也在重新激发我们更多的思考。直到全球化突然扑面而来，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像原来那么简单的黑或者白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解释的世界，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然后这时候一个人怎么样能够真正幸存——精神上幸存，没有任何群体可以依托，只剩下你自己和你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幸存者的含义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前。

凤凰文化：从老的《幸存者》到新的《幸存者》，中间这段时间可以说已经更迭了好几代人了。当年《幸存者》，包括《今天》的创办，都是您这一代年轻人。今天当《幸存者》复刊，我们看到的是芒克、您、唐晓渡，三个人依然是主要的领袖人物。我想知道，《幸存者》的复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意义在哪里？您当然可以说，作者或者编辑里有很多年轻人，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坐镇的依然是三位老将，但是当年坐镇的可都是年轻人。

杨炼：年龄确实变化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变化又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变，简单到可以用一句大白话表——“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就这么简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这句话剔除了所有那些宣传性话语，今天这句话实际上让每一个人面对周围这种漩涡一样的历史和国际全球化的动荡时仍然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们就像一个农民工一样，脚没有离开大地，感受的是真正的人生，然后这种感受逼着我们不能重复自己以前的诗，而是在每一首诗，甚至每一行诗里重新去寻找和发现自我，然后在这种建立的过程之中不停地深化和推进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年龄变了，头发白了，但是自从我们的脚站在了诗歌这个点上以后，其实我们又有了一块压舱石，给我们的船下了一个矛，给我们动荡的大海找到了一个定位的指南针。我们原来经历过的困境确实在我所认识的世界上来说，是别的文化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它正是我们的能量之所在。所以我也非常感动，当我们三个都站在台上的时候，背后是《幸存者》的屏幕，我觉得真是感慨，这些人从70年代末走到80年代末，又从80年代末走到今天，要不是有这种深处的根的话，我们是站不到现在的。

今天的年轻人也在加入我们，不管他的职业是在大学的，还是干脆就是个农民工，但这个核心的句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这个句子甚至穿透时间和空间。其实你回头看杜甫就是这样，屈原就是这样，但丁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句子，抓住了古往今来的诗歌的最基本和根本的语法。我觉得只要把这血缘接通，《幸存者》就可以活下去。

凤凰文化：30年过去，可以说诗歌的大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了，大众的兴趣点、关注点以及表达自己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媒介传播方式也改变了，甚至社会结构、政治氛围等等都不一样了。当一切都变了之后，您觉得新的《幸存者》还能够产生像老的《幸存者》那样的影响力吗？

杨炼：我觉得如果说像一个意象的话，真正的诗歌是任何一个文化之船的压舱石，这个船不管它在什么样的大海上航行或者漂泊，如果没有一块真正的压舱石的话，这个船左歪右晃，航向没法把握，它只能随波逐流，诗歌在语言的深度和精神的深度上，让这个船稳了。我始终坚持的是诗歌排斥那种低级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商业利益排斥它。

《幸存者》今天以一个网刊的形式出现，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上，让中国文化找到了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压舱石。网络实际上带来了全球化，而全球化很可能是一个低级的东西，它是一个全球的利益化、商业化、利润化，在利润面前人不是保持自我而是放弃自我，在利润面前人是自私的、玩世不恭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为了钱不要命的。但是对不起，诗歌告诉人们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时候，充满了风暴的全球化反而给诗歌的价值一种挑战，需要诗歌验证自身，需要诗歌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仍然保持自己的质量。所以我自己觉得，也许在表面看来，它不像70年代末，两首诗可以让大家成为手抄的热门，但是实际上恰恰诗歌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有一种可能是世界绝无仅有的意义。我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生活过，我发现简单的情况是商业化的发展和文学特别是诗歌这种极端的文学形式是背道而驰的，越往“钱”发展的社会，跟诗歌越没关系，诗人越孤独，甚至处境悲惨。

中国恰恰是从所谓的专业诗人到更加底层的农民工，诗歌的写作今天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繁荣，甚至说是日产十万首，数量其实并不重要，哪怕一万首已经够吓人了。但是重要的是，为什么人们在这个时候会找到诗歌来表达自己？我认为，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感到人生中充满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是能够在报纸上杂志上现成的套话或者一般的表述中能够找到答案的。恰恰在这种情况下诗歌代表了对这种问题的探索，并不是马上找到答案，而是探索问题本身。我们都充满了问题，但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个情况造成了充满问题的中国，但是也充满能量的诗歌。

我希望《幸存者》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在这样一个诗歌所代表的对这种我们存在的命运的提问之中，呈现这样一种动荡之中的稳定，呈现一种混乱之中的清晰。所以我觉得今天《幸存者》实际在某种意义上比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种意识形态式的提问，对人生存的意义更大。

凤凰文化：尽管您在复刊词最后一句话说“归根结底，诗人终将逝去，真正对抗、乃至能战胜时间流逝的，只有诗。”可是诗也好，诗的流派、刊物等等也好，毕竟还是和具体的诗人绑定的。比如说当李白和杜甫不在了，那盛唐诗就是不在了，尽管后面还有唐诗；比如说换掉北岛、顾城这些名字，那它就不是朦胧诗了，尽管诗歌还在。我想对于《幸存者》来讲也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再过30年，芒克、您和唐晓渡都已经无力再去经营这个诗刊的时候，让您规划或者畅想一下，那时候的《幸存者》还会继续下去吗？还是说可能它就到了一个停止存在的时刻？

杨炼：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

诗在一个传统里面，实际上诗人所处的位置不是一个简单的当代人和当代人对话。比如不只是我和芒克和唐晓渡和多多等等，这些朋友在一起才创建了这个所谓《幸存者》的传统。我在写序言时用了这个词，传统，我相信这个词实际上暗示着，它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精神联系。说得简单一点，比如屈原写了他的《天问》，这是2300年以前，但是屈原《天问》中其实隐含着诗人这样一个提问者的定位，也许确实直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提问者》，才找到它的第一个真正精神意义上的读者。也许我并不那么够格，但我认为也许在我之前没有人用一个现代思想来阐释这首诗。那么我们又在乎什么20年、200年之类的问题呢？还是这句话。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感觉。诗歌本身的定位是不会改变的，不是杨炼、唐晓渡、芒克幸存，是诗歌的这种精神和原则幸存。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人生有困境在，跟生命相关的提问存在——这种原生态意义上的诗歌就不会消失。所以过30年叫不叫《幸存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的精神不会改变。

唐晓渡：诗人首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存在

凤凰文化：以前的《幸存者》是纸质的，复刊后变成网络的。为什么选择网络的形式？以后都会按照这种形式往下走，还是说未来会既做网络又做纸质？

唐晓渡：如果一开始做纸质，那就要有一个机制性的东西，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杨炼在国外，我在国内也有好多事情，另外我们的编辑团队其实也是分散在各地的，所以网络提供了这种方便，这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另外就是从传播角度来说，网络确实有它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它的覆盖面比较大，传播比较迅速，工作方式比较便捷。我们设计好第一期的模板，大概以后基本上就用这个方式来出，也不影响阅读。因为现在也有经费方面的问题，我们没有稿费，基本上是把它当公益事业来做，出于对诗歌的热爱。

我们的网刊出来以后，虽然现在才一个多星期，但是已经有两个朋友表示希望能出纸刊。这事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时间讨论，要不要同步出纸刊，或者先出网络版然后跟进一个纸刊。网络版的好处是容量比较大，尽管我们为了保证质量还是做了篇幅的设计，但还是希望通过区块的扩大，联系更广泛的各个世代年龄层的诗人。

将来我们的设计是，如果一切都很正常的话，每年出一期《幸存者》年鉴，纸刊，从每年的6期里精选出一本来，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内容进来。

《幸存者》实际上按《现代汉诗》的工作方法进行，包括各个区块换人，希望不把它变成一个小圈子，能够有足够的开放性。当然我跟杨炼把握整个的运行，中间出现重大分歧时我们有裁决权，当然也还帮助组稿。

《幸存者》第一要保证充分的民间性，第二就是它的独立性是不容侵犯的。我们不可能出现那种受资本控制的情况，我们宁愿自己穷哈哈地做，挺好，这完全是自由的一个领域，不希望有资本的力量进来以后控制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编《幸存者》也好、《现代汉诗》也好，基本原则都是绝不接受非个人的捐赠，绝不接受外国捐赠。现在这方面条件其实已经比当年优越得多了。

凤凰文化：老的《幸存者》1989年之后就没有了，《今天》1979年之后也是一直在境外出版。《幸存者》如今重新复刊了，《今天》去年也换成了《此刻》的名字从香港搬回了内地。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这一代的诗歌人，将这些老的诗歌品牌，在现在这个时刻又都重新树起来？另外一个就是，30年过去，可以说诗歌的大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了，大众的兴趣点、关注点以及表达自己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媒介传播方式也改变了，甚至社会结构、政治氛围等等都不一样了。当一切都变了之后，您觉得新的《幸存者》还能够产生像老的《幸存者》那样的影响力吗？

唐晓渡：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当年，我们做《幸存者》也没有这个期待，没有说它能够怎么怎么样。80年代整个的文化生态是很不稳定的，包括出版、主流刊物对新一代的诗人基本上是熟视无睹的。朦胧诗那一代诗人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从80年代初基本上是地下状态，然后慢慢地出来。到我们办《幸存者》的时候，实际上阻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是觉得，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它的艺术信念，第二就是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能指望它自然地到来，必须去创造，所以当时我们办《幸存者》就是为了有一个可以自己呼吸、自由呼吸的地方。到办《现代汉诗》的时候其实更是如此。所以现在办这个东西其实跟那个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它能产生什么影响，那完全是听天由命。

但还是有自信，觉得还有可能。因为诗人虽然有代际之分，历史条件、传播手段也在变化，但是它有一种一脉相承的东西，除了诗歌自身的薪火相传，我觉得诗人首先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存在，他们总是会要寻求脾气相投，然后一起创造自己的环境。现在把当时那个政治环境置换成商业环境，其实逻辑上是一样的。

芒克：《今天》是付出心血和努力的，《幸存者》没有那么艰难

凤凰文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跟《幸存者》，如果我们非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对于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它们分别的意义是什么？

芒克：作为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延续。因为《今天》创刊是1978年，我和北岛一块创刊的，它是一个文学杂志，当时我们从1978年底创刊，到1980年最后被迫停刊，一共出版了九期正刊。结束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了，后来有一块空的时间，大家在自己写自己的作品，做自己的事情了。《幸存者》是1988年，等于《今天》停刊八年之后才去做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做这件事情，主要还是想作为一个延续。正好当时唐晓渡和杨炼我们住在劲松，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还要继续办一个刊物，还要团结这帮写诗的朋友，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其实这是一个短暂的事情，《幸存者》诗刊只办了三期，到1989年的时候就自然解散了。

创办《今天》我们最初的最主要目的是争取创作和出版自由，《幸存者诗刊》的创办就是延续这种东西，还是有自己创作作品和出版的权利和自由，所以两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人员变了，《今天》只有我和北岛两个人，“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基本是更年轻一些的人了，那个年代比较优秀的诗人基本都在“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当时我记得大概有三十多人。

凤凰文化：两个诗刊核心人物的构成，有多大重叠？

芒克：创办《今天》我和北岛是核心人物，创办“幸存者诗人俱乐部”那时候北岛在国外，他没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就我是重叠的。杨炼是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算作者，作者群和编辑部群是两个群；唐晓渡当时也没有参与《今天》的事情。

凤凰文化：作为唯一重叠的人物，您觉得这两个刊物理念上有变化吗？因为中间肯定也发生过很多事情，包括诗歌创作自身都有一些变化。

芒克：我觉得没必要去谈太具体的东西，我会写一本书具体谈到很多的事情。创办《今天》是我们付出心血和最努力的，创办“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就不像创办《今天》那样，因为毕竟相隔八年了，我们只是想诗歌有个延续，希望民间的这种刊物还继续生存，继续有存在感。两者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