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变小了

             2017/05/24 21:51

外面下着大雨，大厦的幕墙和轮渡的玻璃窗形成一道道水印，短暂停住一两秒后，就迅速流逝而去。“就像在水中写字一样，转瞬即逝”，在香港教授“快乐学”的男子何实，对身边十岁的小姑娘水儿说。他俩身后，是舞台上的几面玻璃幕墙，源源不断的水流，不断擦拭走被提炼出来的“金句台词”，譬如，“就像在水中写字一样，转瞬即逝”。

世间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快如水中留字和烈火燃情，慢如亲人生命和丰功伟绩，不确定如旋转木马上的眩晕享受，万事万物无不以带遗憾的告别收场，可我们就能以回避迟早要来的痛苦为由拒绝拥抱快乐时光吗？这是赖声川最新话剧《水中之书》想阐述的主题。

扩展到赖氏整个戏剧艺术生涯，我们会发现，《水中之书》依然延续着其一贯的母题——失忆和追忆。虽然一切都会转瞬即逝，但寻找可贵记忆的努力总让人动容。当然，从最著名的、流传于世的《暗恋桃花源》开始，赖声川的作品从来都在时政讽刺剧的表皮下，隐藏着最澎湃的失忆悲剧和追忆热忱。可一旦少了时政讽刺或大时代背景的躯壳，从“大我”回归“小我”的赖声川，是否会变得引力减弱、内容缩水、魅力不再？

 

非常遗憾，至少对我，《水中之书》舞台上何实的扮演者何炅，确实独木难支失忆和追忆这一宏大母题。这怪不得同样在支撑票房的何老师，因为少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时代讽刺织体去作掩护，剩下的情绪和情感虽然浓烈但未免显得过于煽动。那些被时代和政治环境所影响的“大我”，一贯能够在观众心底激起或深或浅的涟漪，从《暗恋桃花源》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再从《台湾怪潭》到《我和我和他和他》，从来能都在嬉笑怒骂中，伴随着多重以及多幕的互文性，给人带来发自知识背景乃至智力耦合的开怀大笑，能量不断累积的捧腹笑果之后，往往还能在结尾等来严肃又从不做作的升华时刻，凝固起心领神会后的一丝忧伤。

大约从2010年以后，火爆的内地戏剧市场，就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赖声川的创作时间，同时那个时候台湾的政治现状已经足够荒诞，以至于不再需要戏剧去夸张再现。他就把视野跳离熟悉到懒得再多说的台湾土壤，在地理横向上，放大到更广阔的华语文化圈，在心灵纵向上，试图深入到宗教哲学里面。《宝岛一村》和《如梦之梦》，无论从地域到时间跨度再到戏剧长度上，都做着加法，以史诗的宏大气质，成为《暗恋桃花源》的升级版；而《如影随形》和《水中之书》，则做着减法，以个体的心里脉络，或实验或现实地讲述一些试图走心的“私货”。而老观众所熟悉和期待的“大戏”与自我突破而尝试的“小戏”，或许天然就具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性。

当然，从繁到简，去杂提纯，本该是成功艺术家所追求的下一步理想。而这一次，赖声川通过《水中之书》试图自我净化的努力并不算成功，这些年与妻子丁乃竺一道对佛学的热衷，让他的作品产生更多神秘主义气质，但或许是为市场考虑，又克制着不把个人爱好发展成舞台上神秘主义的呓语。在“快乐为何”的主题下，整个《水中之书》的剧情简单到有些空洞，这位教授却从不相信“快乐学”的何老师，意外继承了离岛上一座废弃豪宅，在为公司发展所需资金而准备出售大宅的过程中，他渐渐通过一次次神秘主义的穿越历程，认识并理解了自己那位过早去世的可怜母亲。母子戏份之外的其他配角，公司合伙人小萧、倒霉富二代伟仔、教学助理和中介阿姨，基本都参与不到叙事的推动力当中，而成为制造不多笑料的功能性角色。

没有了对时代和政局的参与性描述，在大幅缩短的戏剧时间里，也就再没那些以往让人哭笑不得的连环包袱，而形成让人不得哭笑的尴尬时间。

金融海啸过后，赖声川在香港大街上见到的市民，脸上都挂着不开心的表情。这也是他想到“快乐学”的动机，并因此产生创作《水中之书》的动力。戏剧故事里的何实和神秘小女孩儿，总在雨雾天里坐船在港岛和坪洲岛之间往返，那是他们共同的最快乐时光。偏偏没有车辆的坪洲岛也是我最熟悉的香港部分，曾有连续三年，每次大约一周，我住在岛上的朋友家，打卡上班似的坐船前往港岛和尖沙咀，赶场看电影节的片子。似乎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一天五六场，贪心而疲惫的刷完电影后，从中环码头6号位登船，很多时候，窗外也飘着大雨，而我不可能留意雨滴在玻璃窗上写着的字，只专心埋头于观影笔记。我知道40分钟后，将抵达安静的坪洲岛，那里有温暖的灯光、舒适的床铺、等待我的夫妇朋友、在试验田里种辣椒的港农、跑遍全球码头后开鸡翅店的退休水手，以及与他们一起的快乐时光。

 文| 张海律

大约从2010年以后，火爆的内地戏剧市场，就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赖声川的创作时间，同时那个时候台湾的政治现状已经足够荒诞，以至于不再需要戏剧去夸张再现。他就把视野跳离熟悉到懒得再多说的台湾土壤，在地理横向上，放大到更广阔的华语文化圈，在心灵纵向上，试图深入到宗教哲学里面。《宝岛一村》和《如梦之梦》，无论从地域到时间跨度再到戏剧长度上，都做着加法，以史诗的宏大气质，成为《暗恋桃花源》的升级版；而《如影随形》和《水中之书》，则做着减法，以个体的心里脉络，或实验或现实地讲述一些试图走心的“私货”。而老观众所熟悉和期待的“大戏”与自我突破而尝试的“小戏”，或许天然就具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性。

当然，从繁到简，去杂提纯，本该是成功艺术家所追求的下一步理想。而这一次，赖声川通过《水中之书》试图自我净化的努力并不算成功，这些年与妻子丁乃竺一道对佛学的热衷，让他的作品产生更多神秘主义气质，但或许是为市场考虑，又克制着不把个人爱好发展成舞台上神秘主义的呓语。在“快乐为何”的主题下，整个《水中之书》的剧情简单到有些空洞，这位教授却从不相信“快乐学”的何老师，意外继承了离岛上一座废弃豪宅，在为公司发展所需资金而准备出售大宅的过程中，他渐渐通过一次次神秘主义的穿越历程，认识并理解了自己那位过早去世的可怜母亲。母子戏份之外的其他配角，公司合伙人小萧、倒霉富二代伟仔、教学助理和中介阿姨，基本都参与不到叙事的推动力当中，而成为制造不多笑料的功能性角色。

没有了对时代和政局的参与性描述，在大幅缩短的戏剧时间里，也就再没那些以往让人哭笑不得的连环包袱，而形成让人不得哭笑的尴尬时间。

金融海啸过后，赖声川在香港大街上见到的市民，脸上都挂着不开心的表情。这也是他想到“快乐学”的动机，并因此产生创作《水中之书》的动力。戏剧故事里的何实和神秘小女孩儿，总在雨雾天里坐船在港岛和坪洲岛之间往返，那是他们共同的最快乐时光。偏偏没有车辆的坪洲岛也是我最熟悉的香港部分，曾有连续三年，每次大约一周，我住在岛上的朋友家，打卡上班似的坐船前往港岛和尖沙咀，赶场看电影节的片子。似乎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一天五六场，贪心而疲惫的刷完电影后，从中环码头6号位登船，很多时候，窗外也飘着大雨，而我不可能留意雨滴在玻璃窗上写着的字，只专心埋头于观影笔记。我知道40分钟后，将抵达安静的坪洲岛，那里有温暖的灯光、舒适的床铺、等待我的夫妇朋友、在试验田里种辣椒的港农、跑遍全球码头后开鸡翅店的退休水手，以及与他们一起的快乐时光。

 文| 张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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