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一生，比小说更残酷 - 文学

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51岁才出版她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恶童日记》。这本书与此后的《二人证据》《第三谎言》一起，让她一跃成为享誉国际的文学大师。

这一切，距她被迫离开故土开始流亡的生活，已经过去30年。

1935年，雅歌塔出生在匈牙利的奇克万德，童年时便展露出惊人的阅读天赋。14岁，她开始寄宿生活，枯燥、贫穷和乏味伴随着雅歌塔的整个青春，炙烈的情感通过不断写作进行抒发，她创作诗歌、小说，甚至短剧，在小范围表演并获得巨大成功。19岁时，雅歌塔与一位大学教师结婚，有了两个孩子，日子也算是平静。

青年雅歌塔

本以为就这样了此一生，没想到，21岁时，雅歌塔遭遇了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因丈夫参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全家不得不逃往国外。从匈牙利到瑞士，一切都从零开始。30年里，她默默承受着工厂工作和繁琐的家务劳动，还有语言的壁垒、文化的荒漠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孤独感，但终于她还是用这门命运赋予她的语言完成了自己的作家梦。

“当然，首先要开始写作。然后，继续写作。即使没人感兴趣，即使自己觉得未来也不会有人感兴趣，即使在继续写作时已经忘了抽屉里堆积的手稿。带着耐心和固执不断写作，不要放弃对你所写东西的信仰，这就是成为作家的过程。”雅歌塔在记录了她流亡回忆的自传体小说《不识字的人》中写道。

本文摘自《不识字的人》，2019年5月版。

除书影和雅歌塔像外，其余配图均为《恶童日记》电影剧照。

母语与敌语

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种语言。物品、事情、感觉、颜色、梦境、文字、书籍、报纸，都是这个语言。

我无法想象存在另外一种语言，另一个人会说出我完全听不懂的话。

我九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我们搬去了一座边陲城市，那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说德语。对我们匈牙利人来说，这是敌方的语言，因为它总会让人想起奥地利统治的时期，这也是那时侵略我们国家的外国军人们所说的语言。

一年之后，另一支外国军队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俄语成了学校的必修课，其他的外语被严令禁止。没有人懂俄语。教我们外语——德语、法语、英语——的老师们上了几个月的俄语速成课，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懂，也不想教这门课。另外，学生们也完全不想学。

我们正在被动地参与一场全国智力破坏和自发的消极反抗活动。

对于学习地理、历史还有苏联文学也同样缺少热情，学校教出的学生都是无知的一代。

正是如此，在我二十一岁到瑞士的时候，完全是偶然地来到了一座说法语的城市，我遇见了这门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语言。从此我开始了为征服这门语言而进行的斗争，长久而猛烈的斗争，持续了我的一生。

我说法语已经三十多年了，用法语写作也已经二十年，但是我并不总是理解它。我说法语不会没有错误，写作也需要经常查字典。

正因为如此我也将法语视为敌语。还有一个更深层，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门语言正在侵蚀我的母语。

回忆

我从报纸还有电视中得知一个十岁的土耳其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偷偷穿越瑞士边境的时候死于寒冷和精疲力竭。“蛇头”将他们带到边境，他们只要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瑞士的第一个村子。他们走了很久，穿越了山脉和森林。天气非常冷，最后父亲将孩子背在身上，然而已经太迟了，当他们走到村里的时候，孩子已经因疲惫、寒冷和体力耗尽而亡。

我的第一反应和任何一个瑞士人一样：这些人怎么会和孩子一起冒这样的风险？这样不负责无法令人接受。因此产生的震惊来得如此快速和猛烈。十一月末的冷风扫入并吞没了我温暖的房间，回忆中的声音惊愕地响起：“什么？难道你忘了吗？你也做过一样的事情，完全一样的事情。你的孩子，还是个才刚刚出生的婴儿。”

是的，我想起来了。

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两年了，我的小女儿刚刚出生四个月。我们计划在十一月的一个夜晚，跟着一个名叫约瑟夫的“蛇头”——我对他很熟悉——穿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那晚一共有十来个人，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的小女儿在她父亲的怀里睡着，而我则背着两个背包。一个背包里装着奶瓶、尿布，还有孩子的换洗衣服，另一个背包里则装着字典。我们跟着约瑟夫静静地走了约一个小时。几乎没有一点光亮，偶尔耀眼的烟火和探照灯的光会照亮一切，炮声和射击声之后，黑暗与寂静又将我们笼罩。

在森林的边缘，约瑟夫停了下来并对我们说：“你们已经在奥地利了，只需要继续走就行，村子并不远。”我拥抱了约瑟夫。所有人都把身上的钱给了他，毕竟，这些钱在奥地利也没任何用处。

我们在森林里走着，很久，非常久。树杈划伤了我们的脸颊，有人掉进了树洞里，落叶浸湿了鞋子，脚踝被树根绊到差点扭伤。我们打开了几只手电筒，可是只能照到很近的地方，这里只有树，总是树。但是，我们应该已经走出森林了。我们感到自己只是在原地打转。

一个孩子说：“我好怕，我想回去，睡到床上去。”

另一个孩子也开始哭了。

一个女人说：“我们迷路了。”

一个年轻的男子说：“停下吧，如果继续这么走下去，我们会回到匈牙利的，可能已经回去了。先别动，我去看一下。”如果回匈牙利，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非法越境的牢狱之灾，也有可能被喝醉的苏联边境士兵一枪击毙。

年轻男子爬到了一棵树上，下来之后他说：“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我根据灯光定了下位置，跟我走。”我们跟着他，不久之后，终于走出了森林，来到了一条真正的路上，没有树杈、树洞和树根了。

突然，一束强烈的光照向了我们，一个声音说：“站住！”我们其中的一个人用德语说：“我们是难民。”

边境的奥地利士兵笑了一声，回答说：“我们很怀疑，先跟我们走。”

我们被带到村里的广场上，那里有一群难民。市长来了。“那些带着孩子的，向前走。”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户村民家里，他们很友善，帮着照顾小孩，给我们吃的，并让给了我们一张床。

奇怪的是，我对这些的记忆并不深刻，就像这些只是发生在某个梦境里一样，或者是在别处的生活中，像是我的回忆拒绝想起这丢掉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刻。

我将我用别人看不懂的话语写的日记还有最初的那几篇诗歌留在了匈牙利。我的兄弟、父母也都还在那里，我没有告诉他们，也没和他们道别。但是那一天，1956年11月末的那一天，我永远地失去了我的民族归属感。

荒漠

从苏黎世的难民营出来，我们被“分配”到瑞士的各个地方。正因如此，很偶然地，我们来到了纳沙泰尔，确切地说是瓦朗然，我们住在那里村民提供的一处两居室的屋子里。几周之后，我开始在丰泰内梅隆的一家钟表制造厂里工作。

我五点半起床，给孩子喂食并替她穿好衣服后，我也开始梳洗穿衣。然后搭乘六点半的车到达工厂，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之后，我就进工厂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五点。从托儿所接回女儿后，我们坐上回程的汽车。去村里的小商店采购点东西，之后我要烧柴（屋子里没有供暖），准备晚饭，哄孩子睡觉，洗碗，写一点东西，然后我也睡了。

对于写诗来说，工厂非常适合。工作很单调，所以我们可以想些别的事情，机器的声音也很有节奏，像极了诗句的停顿。我的抽屉里有纸和笔，当脑海中有些成型的句子时，我就记下来，然后到晚上一起整理在本子上。

工厂里大约有十来个匈牙利人，我们会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到食堂碰面吃饭，但是饭食和我们习惯吃的东西实在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几乎不吃。对于我来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中午我都只拿牛奶咖啡和面包。

在工厂里，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善，对我们微笑，和我们说话，但我们却什么也听不懂。

荒漠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社交的荒漠，文化的荒漠。在革命与逃亡的狂热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沉默、空虚、对于过去的怀念，那时我们有种参与了重要事件，也许是历史性事件的感觉，还有对祖国的悲痛、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

刚来这儿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期许。不知道具体期许什么，但绝对不是这样：沉闷的工作，沉默的夜晚，被冻结的生活，没有变化、惊喜和希望。

从物质层面来说，我们的生活是比之前好了一些。有两间屋子而不是一间，有足够的炭和食物。但是比起我们失去的东西，这代价也太大了。

如何成为一名作家？

当然，首先要开始写作。然后，继续写作。即使没人感兴趣，即使自己觉得未来也不会有人感兴趣，即使在继续写作时已经忘了抽屉里堆积的手稿。

来瑞士的时候，我成为作家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即使我在匈牙利的文学评论期刊上偶然发表过几首诗，但是再次发表几乎是不可能的。之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我用法语写了两本剧本，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往哪儿寄，或者寄给谁。

我第一部上演的剧目名叫《约翰和乔》，地点是纳沙泰尔的“集市咖啡店”。每个周五和周六的晚饭后，一些业余演员会在那儿组织“卡巴莱之夜”，这也是我剧作家“职业生涯”的开端。这部剧连续几个月都很火热，在那个时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也鼓舞了我继续写作。

雅歌塔

两年之后我的另一个剧本在纳沙泰尔旁边的一个村子，圣欧班村的塔兰泰拉剧院上演，同样也是业余演员出演。我的“职业生涯”好像就此停滞了，十几本手稿在书架上慢慢泛黄。幸运的是，有人建议我把它们寄到广播电台，自此开始了我的另一段“职业生涯”，广播剧作家。我的作品在这里被专业人士演绎，或者说被朗读，然后我收到了真正的作家权益。在1978 至1983 年间，瑞士罗曼电台采纳了我的五部剧作，甚至在儿童节的时候，我还接到了额外的邀请。

我不会为了任何东西放弃戏剧。1983 年，我接受了在纳沙泰尔文化中心戏剧学校的工作邀请。工作内容就是给十五个孩子专门写一个剧本，这份工作让我非常开心，并且参加了所有的排演。

课程通常以各种各样的形体练习开始，这些练习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哥哥和我，或者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做的游戏，试着不说，不动，不吃东西……我开始以童年的回忆为蓝本写一些短篇，那时候还远没想到这些故事会在日后整理成书。两年之后，我的书桌上已经写成了一本有严密的故事情节的书，有开头也有结尾，像一本真正的小说。我还需要把它打印出来，修改，再打印，删掉多余的东西，不断修改，直到我觉得可以拿给别人看。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应该拿这些手稿怎么办。寄给谁，寄到哪里？我不认识任何编辑，也没有认识编辑的熟人。我隐约记得有家出版社叫人类时代出版社，但是一个朋友和我说一定要从三家最大的出版社开始。他给了我这三家出版社的地址：伽利玛，格拉塞，瑟伊。

我准备了三份手稿，三个包裹和三封介绍信：“主编先生……”当我把这些都寄出去的时候，我向我大女儿宣布：“我的小说写完了。”

她对我说：“是吗？那你确定会有人愿意出版吗？”我说：“是的，肯定。”

我确实毫无迟疑。我有这个信心，我的小说是一部很好的小说，肯定可以顺利出版。所以，四五个星期之后，当伽利玛和格拉塞先后寄回了我的手稿并附带了一封礼貌又毫无特色的拒信时，我的惊讶多于失望。

当觉得需要再找一些别的出版社的地址时，我在十一月的某个下午接到了一个电话，另一头，瑟伊出版社的吉尔·卡朋特编辑对我说，他刚刚读了我的手稿，并觉得这是他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篇小说。读过第一遍之后，他又忍不住再看一遍，并且决定出版它。但是出版之前，还需要经过几个人的同意，会在几个星期之后同我联系。一周之后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来准备您的合同。”

三年之后，我和我的翻译埃莉卡·托普霍芬一起在柏林街头散步。我们在书店的门口停了下来，橱窗里展示着我的第二本小说。在我家的书架上，放着已经被译为十八种语言的《恶童日记》。

柏林的一个晚上，我们举行了读者见面会。人们过来看我，倾听我说话，向我提出问题。关于我的书、我的生活、我的作家生涯。这就是我的回答：带着耐心和固执不断写作，不要放弃对你所写东西的信仰，这就是成为作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