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译普希金《无国游民曲》

译诗的缘起

1935年5月，盛成从欧洲归国后，将家安置在了南京。此后不久，他自述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时间大约一年左右，在1936年的夏天，即去职。从他晚年自述中，这一段时间他做了几件事。

一是加入了中国文艺社，并参加了几次活动。二是加入了中苏文化协会。盛成在《旧世新书：盛成回忆录》中说：“文艺社到上海时，正值普希金诞辰（此处应为逝世,作者注）100周年，苏联方面希望我们出一个专集。我提议找上海商务印书馆，并筹办一个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商定后，我去找上海商务印书馆代理编辑所所长韦悫（号捧丹），他一口答应承印，并做了会员，负责编辑普希金的纪念集。”

盛成

考史实大致如是，但盛成回忆录系晚年仅凭记忆口述、由他人实录而成，未加稽核，故在细节上稍有误差。盛成述“文艺社到上海时”，是指1936年4月下旬，由中国文艺社组织了春季旅行团，成员有盛成、徐悲鸿、徐仲年、汪辟疆、华林、倪烟声、石江、卜少夫、王平陵、谢寿康、张倩英等二十多人，抵沪时间是22日。 苏联方面希望出的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专集，即后由韦悫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韦悫（1896—1976，新中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副部长）时任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主任。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于当年3月1日，黎照寰为会长，潘公展、李公朴等十一人为理事。当年6月29日，韦悫等十余人经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会决议批准入会。

正是因为要出版这本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集，盛成在1936年翻译了普希金长诗《无国游民曲》。次年2月，《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不知何故，1937年初即已将全家从北平移至上海的他，却一直未能见到出版物。直到1978年他从海外归国定居时，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次看见此书。他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是“异常高兴”，随即将此译作复印下来，珍藏在身边。关于翻译此诗的缘起，盛成除了在回忆录中简单提及外，还在先后另外两篇文章中述及。

晚近的一篇写于1982年左右，题名《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见刊于1983年出版、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的《徐悲鸿》一书，此文是为纪念徐悲鸿逝世三十周年所做。必须指出的是，文后注明此文为“许天方笔记”。由此可见，此文应是盛成口述，由许氏记录成文的。但我怀疑整理成文后，并未经盛成本人校阅，盖因文中至少在两处有着明显的讹误未能得到修正：

第一处讹误，是文中说：盛成夫妇在1936年的清明，曾邀请丁玲、方令孺与徐悲鸿同去琅琊山一起度过了三天。

此说有误。琅琊山之行确乎5人，为盛成、郑坚夫妇，加上徐悲鸿、方令孺，另外一位，并非丁玲，而是郑坚之弟郑成武。因《情深谊长》一文发表后影响较大，故丁玲参加琅琊山之行一说后来被多处引用，并频繁地出现在徐悲鸿、方令孺等人的年谱或传记中，终至以讹传讹。我曾撰《方令孺与谁同游了琅琊山》（发表于北京晚报）一文考证此行，可参看，此处不赘。

1956年，巴金（右一）等在上海向普希金纪念碑献花。

第二处讹误，是文中盛成自述：“我找到悲鸿，告诉他我有意翻译普希金的一首描写流浪民族吉卜赛人的小诗《茨冈》……”

史实或当如是，但“小诗”一说则大谬。普希金《茨冈》一诗虽然在篇幅上比不上其本人另一部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但在已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中，我仔细数过盛成译本长达506行，将其归类于长篇叙事诗是实至名归的。对曾经亲译此诗的盛成而言，是断不会将此作指认为“小诗”的。遗憾的是，“小诗”一说与同一文中提到的盛成夫妇与丁玲、方令孺、徐悲鸿同游琅琊山一样，后来屡屡被研究者不加分辨地征引到了相关研究资料中。

其实，普希金另有《茨冈》同名小诗一首，只有短短16行，有穆旦等人译本可查。因此，很可能记录者（即《情深谊长》一文整理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地误会了。在我下笔考证此事并对此有所判断时，理应找到当年的记录者许天方氏以求本事。但岁月如梭，这位曾与盛成先生有过交集的许先生消失茫茫人海之中，渺不可寻了。

盛成另一篇讲及翻译《无国游民曲》的文章，是《纪念普希金——为纪念亡友大妮丫（Tania）而作》一文，发表在1937年4月10日出版的《新中华》（第五卷第七期）上。文后所署写作时间和地点很明确，是“1936年11月20日，完稿于公和舟次”。

文章中，盛成回忆了自己在一九二零年代初在蒙彼利尔大学留学时认识的一位18岁的俄罗斯姑娘大妮丫（盛成又译：“丹娘”）。正是这位因“十月革命”而流亡欧洲的俄国姑娘，让盛成第一次知道了普希金，知道了普希金曾经心仪的对象亦名“大妮丫”。普希金笔下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即茨冈人）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去国流亡者，都得到了盛成的同情。他在文中说：“我同普希金，因为大妮丫的关系，结下了因缘。”

和历史中的普希金与大妮丫最后无疾而终相仿，也与《无国游民曲》中两位青年男女主人公先相爱、后分离类似，盛成认识的这位俄国姑娘大妮丫最后也另嫁他人。

1929年夏天，盛成游历中东，特意去当时还是巴勒斯坦的特拉维夫（盛文中为“李皓白头城”）看望了已为人妻的大妮丫。盛成将不久前在开罗出版的法文诗集《秋心美人》（《La Muse Endolorie》）中的一首《普希金的爱人》念给病中的大妮丫听。这是他们分手后为纪念而写的，盛成万想不到还有再见的一日，自己会亲自读给她听。诗的最后一段，经盛成翻译成汉语如下：

悔恨至今犹念旧，

窈窕眷顾最迷人；

白头相约谈佳运，

大海无情太没真；

浪上同心环内梦，

醒来始识幻为真。

与特拉维夫的大妮丫告别后大约不久，盛成与大妮丫就天人永隔了。所以，盛成翻译《无国游民曲》，既是纪念普希金，也是纪念亡友大妮丫。

对这位流星一般逝去的大妮丫，盛成以后至少写过两首悼念的诗歌，第一首系年不详，可能写于大妮丫去世后不久。另一首写于1991年。

《忆丹娘》

蒙城松径走丹娘，

引水长桥吊鹄亡。

恨我无情离法国，

终生矢志为秦郎。

比京相见难如愿，

圣地重逢病在床。

痛诉私怀伤短命，

迦南春断自由肠。

《悼丹娘》

蒙城相识永相亲，

倩影窈窕月下人。

小经画楼初握手，

长桥水塔订终身。

谁知一句伤心话，

遂致三秋长恨春。

圣地重逢谈往事，

生生世世命新新。

盛译经过及时间节点

《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的编者韦慤在斯书中有《序》一篇，写于1937年1月20日上海。《序》中感谢了柏物尔·萨拉托夫策夫、张西曼和盛成等人。关于盛成，他说：“盛成中先生对于纪念集的编辑计划，贡献极多。他在旅行当中，译了一首无国游民长诗。”

《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文中有《一首译诗凝友谊》一节，其中说：“我在上海一家法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首诗，立即着手翻译。我找到一家白俄人开的公寓住下，每天专心致志翻译普希金的诗作。待全诗译完后，我就拿去请教久居哈尔滨，又留学苏联的秦氏夫妇。秦太太精通俄文，我同他们一起对照原文又逐字逐句推敲，最后他们肯定了我的这篇译稿绝对没有错误，不仅俄文味道浓，而且普希金的味道也很浓，我这才放了心，兴高采烈地立即通知悲鸿译稿已经完成。”

在此文中，盛成并未披露秦氏夫妇大名，结合《旧世新说：盛成回忆录》，秦氏夫妇应是盛成的朋友秦涤清、孙素琤夫妇。秦涤清，一名秦抱朴，又名秦慧僧，为中共早期党员，曾留苏学习，与蒋光赤同一宿舍。后转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党籍。抗战中，盛成曾延揽其夫妇为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俄语方面工作。

近年来，多有历史研究者在涉及早年中共党史时提及秦抱朴其人，并言其抗战后下落不明云云。在著名抗战女记者张郁廉回忆录《白云飞渡》中或可找到答案。她提及，她在国际宣传处俄文组工作时，有一位秦太太，她先生是秦涤清，在外交部工作。秦太太人俄文好，不会中文。张郁廉在“抗战”期间曾两度住在秦家，可见关系不错。甚至在1944年3月她结婚时，新郎孙桂籍都是去秦家迎娶新娘的。这一年，秦涤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去莫斯科履职。卸职时，正值国共内战，张郁廉说，秦氏夫妇就此去了美国，故大陆再无其消息。

在《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一书中，孙素琤写了《叶夫结尼奥聂金之检讨》、秦涤清译了普希金中篇小说《杜布洛夫斯基》。

1936年秋，盛成有过一次湘桂之行。《盛成回忆录》中，抵湘的时间未写确定，有两处表述：一是“1936年秋，刘华九来找我，以湖南省主席何健（芸樵）的名义约我去长沙”；二是“10月，刘华九从上海先走，我乘京沪夜车在南京下关上船同他见面。到武汉后，我们一起搭车至长沙。”此两处，“秋”与“10月”并无矛盾，但结合回忆录内容，“10月”应为误记。因为，即便是11月初抵湘，也似无在长沙逗留一个月的可能。如果结合回忆录中述说去长沙的目的，估计居住一周、最多两周的时间，即受何健邀请去南岳衡山了。

舒新城在1936年日记中有记盛成事数条，其中云，盛成在本年夏从宁抵沪，有寻找工作的意向。11月13日日记中记载：“盛成来访，谓将去桂林。”故此，盛成赴湘，当在此后。

盛成在南京下关登上“公和”号轮船，与刘华九会合去往武汉，再从武汉坐车去长沙。《纪念普希金——为纪念亡友大妮丫（Tania）而作》一文即完稿于轮船途中。时间很确定，是1936年11月20日。

在长沙的日子中，盛成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无国游民曲》长诗即完稿于此。从已经出版的书中，可以获知盛成译作完稿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完稿于长沙关岳庙。”长沙“关岳庙”者，正是当时湖南省政府招待所的所在地。

此后，盛成与何健、刘斐、刘华九等人上衡山，复与刘斐同去桂林，见广西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并与好友徐悲鸿相逢，且朝夕相处半月左右（其间，正好发生了“西安事变”），因妻子在北平临产，盛成从桂林径直赶回北平。12月29日，盛成抵平。次日，郑坚即诞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女儿盛滴娜）。直到翌年3月4日，盛成携全家搬至上海。此时，《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业已出版。

因此，盛成的《无国游民曲》是在长沙译完、上衡山前直接寄往上海的。收件人，应该是《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的编者韦慤。

因此，韦慤在《序》中说盛成“在旅行当中，译了一首无国游民长诗”，并不准确，因为一首数百行的长诗，是断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但此说间接证实了盛成在旅行中将译稿寄给韦慤的事实。另，以《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中说法，盛成是在上海即已与秦氏夫妇一起完成订正，并“兴高采烈地立即通知悲鸿译稿已经完成”的，此说也不完全精确。史实是，1936年夏天盛成抵沪，租住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公寓，从一家法国图书馆找到此诗法译本开始转译。在11月中旬离沪赴湘前，应已完成译诗初稿，并已由精通俄文的秦氏夫妇帮助修订。最后，在11月30日，在长沙关岳庙驻地润色完成译稿，并寄给了编者韦慤。

几种译本各有韵味

普希金的这首长诗，写于1824年。国内最早翻译此诗的译者是瞿秋白，始于1933年的冬天。但小有遗憾的是，因译者不久奉命在匆忙间离沪赴苏区瑞金，而未能完篇。临行前，瞿秋白将译稿赠与了彭玲。此译稿最早发表于1938年5月由武汉诗歌工作社出版的诗歌综合丛刊《五月》上，由译稿保存者提供，锡金整理。1940年3月，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后又收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中。需要注明的是，这些发表都采用了瞿译未完稿本。

茅盾曾在194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上撰文，高度赞扬了瞿译本：“诗剧，《茨冈》的最后一部分译稿恐怕就是这样失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损失。直到今天，还没有更好的《茨冈》的译本，而且也没有同样好的译笔来续完瞿译本的未完成的部分。”茅盾在文中甚至有点悲观地认为：“所以这一块残璧，大概是要永久残缺的了。”

不久后的1953年2月，“瞿秋白文集编辑委员会”根据手稿重新整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该版中有编辑部“本书出版说明”一则，主要概述瞿译《茨冈》来龙去脉，并说明瞿译未完部分，由李何（瞿独伊丈夫）补译完成。这个“出版说明”文字很短，但讲及瞿译之前两次发表出版的时间，皆误。但此并不妨碍这个版本成为普希金此诗汉译本中一个影响较大的版本。瞿译的被重视，除了本身翻译质量之外，译者的烈士身份或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倘若抛开政治因素，普希金此诗的其他汉译本似不应被世人完全忘却。比如，盛成译本对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流布研究，以及对盛成研究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标的，理当不被时间的流水随意淹没。

盛译本从始译时间看，晚于瞿译。瞿译直接取诸俄文，盛译则由法文转译。但盛译本也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地方，首先，盛译在1936年11月底完成的，是完整本；其次，盛译出版于1937年2月，比瞿译最早的发表时间，要早了一年多。

至于判断两个译本的高下，似属多余。但做一下简单的比较，却还是有趣的。以长诗第一小节为例，先看盛成译本：

“一群噪杂的声音，一个喧闹的大队，

一群无国的游民，正穿过俾色拉比；

这一个日期，他们在河岸上度长夜。

他们度夜，却休息在已破底篷帐内。

苍穹之下，人人安眠，他们个个安眠，

他们的宿处。却呼吸着自由与快乐。

......”

再看瞿秋白译本：

“一大群热闹的茨冈

沿着柏萨腊比游荡。

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

......”

从形式上看，盛译诗行整齐，瞿译长短句互参相对自由。此诗除瞿秋白《茨冈》外，另有黎烈文《波西米人》和余振《茨冈人》等译本。黎译本也转译自法文，被收入在1937年3月由光明书局出版的《普式庚创作集》中，从时间上看，比盛译晚出版仅一个月。但黎译采用了散文体，完全破坏了原作的诗歌分行形式。余译更晚，迟至1948年才出版。如此，盛译本当是普希金此诗最早发表的汉译本。

最为奇妙的，是1943年2月由桂林中流书店发行（出版）的土纸本《普式庚诗选Ⅱ：高加索的俘虏》版本，其中选入瞿译的《茨冈》，但未完的部分，又采用了盛译。编者曹辛，即曹辛之。此书较为罕见，被贾植芳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所失收。

普希金此诗中，有两位青年男女主人公，盛译为阿力谷、秦飞劳；瞿译为阿乐哥、真妃儿；黎译为亚勒科、臧慧纳；余译为阿列格、金斐拉。

在中流书店这个瞿译与盛译的结合版中，编者还在书中特别注明了一下：“这里，将盛成先生所译的后面几段录于左（为求人名的统一起见，已由编者将这段中的人名根据瞿译更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