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一个美术创作形态中的“敦煌”

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为一举扫灭侵扰中国北方多年的匈奴游牧民族，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月氏、乌孙等西域国家夹击匈奴，这一军事密谋产生了在当时根本无法估量的影响。张骞的出使，成功走出一条从长安通往西域的大道，丝绸西去，佛学东来，中原与西域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在此交汇融合，这条通道也被冠以“丝绸之路”之名。敦煌，随着丝绸之路兴起的一座重镇，《隋书》记载为“咽喉之地”，东西贸易在此中转，胡汉文化在此融合，古代之敦煌大抵相当于当下之上海、香港。

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之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从宣扬来世思想的佛教中看到希望的曙光，这也催生了佛教在中原大地的广泛传播。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尊路经三危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乐尊遂在山下河谷开窟供佛修行，本来只是僧人为方便修行的自发行为，后来得到贵族、皇室的支持和赞助，这一举措延续上千年，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直到明代修建长城重修肃州城，敦煌被关到了嘉峪关之外，工匠内迁，才停止开窟创作活动。辉煌千年的敦煌陷入沉寂，直到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发现藏经洞，敦煌这个名字也随着探险者的闻风而来和满载而归响彻世界，虽然长期以来将敦煌文物的外流归结于王道士的“卖国”行为，这显然是脱离当时历史情境的一种判断。现代敦煌的守护神樊锦诗就认为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而言之，由于王道士对藏经洞的无意发现，世界上掀起了研究“敦煌学”的浪潮，美术、音乐、设计、建筑等领域随之掀起一场“重新发现敦煌”的浪潮，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近现代美术中，较早对敦煌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是李丁陇，他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在莫高窟临摹敦煌壁画，并从1939年起在兰州、西安、南京、上海等地举办“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将美轮美奂的敦煌艺术带入中国近现代美术视野。深谙笔墨之道的张大千也于1941年前往敦煌“取经”，他采用复原的方法临摹敦煌壁画，并出版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推动石窟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从张大千的系列创作来看，敦煌行之后，其创作仕女画的线条和色彩都打上了敦煌的烙印，晚年的彩墨艺术也融合了敦煌壁画的艳丽浓重色彩。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从此系统展开对敦煌艺术的保护、临摹、研究，董希文、张琳英、潘契兹、段文杰、吕斯百、史苇湘、李承仙、李其琼、叶浅予、刘勃舒、詹建俊等美术家先后前往敦煌汲取创作营养，也让我们从绘画的图像视角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敦煌。可以说，“敦煌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源头活水，为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创新、发展与转型提供支撑，促成中国传统文脉向现代文化形态的延伸与拓展”。（范迪安）

敦煌艺术虽然出自匠人之手，但从形式上看完全具备中国传统艺术对于审美的要求，敦煌壁画造型以线为主，线条柔韧而极具动感韵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飞天”形象；色彩运用上以石青、石绿、朱砂、靛青、金箔等单色为主，在原色的对照中取得调和，视觉上充满装饰效果，这也直接影响到董希文巨作《开国大典》的色彩处理；构图上遵循散点透视原则，并讲究构图的连续性，这与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长卷的构图方式如出一辙。20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浪潮下，油画等外来艺术形式逐步成为绘画主流，虽然中国的艺术家们通过留学、临摹等方式尽可能趋同西方，在面对千年传统审美习惯时终有难于跨越的心理鸿沟，“油画民族化”这一话题才提上讨论议程，直至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这其中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敦煌令人叹绝的艺术品格无疑是最鲜活有力的参考依据，也为民族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出口。同时，恢弘灿烂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也极大增强了画家的民族自尊和传统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特定时期弥漫上空的民族虚无主义颓势。通过几代艺术家在敦煌的揣摩、研究，自觉将之运用自己的创作语言中，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绘画新风貌，为后来中国油画的成熟和发展奠定基础。

在当代全球、多元的创作视野下，敦煌艺术仍然是众多当代艺术家创作的出发源点。有的艺术家直接将敦煌实景纳入笔下，用写生的方式描述这一文化圣地；有的聚焦某一具体“敦煌艺术形象”，深入剖析其文化内涵，以当代的艺术手法重新演绎同一个佛典故事，具有从传统向当代转换型的新文化视角；敦煌是一个空间概念、物质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概念、文化概念，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从此概念出发，梳理穿越古今的关乎审美、情感、礼仪的文化心理地图；从敦煌艺术形象的整体或局部元素出发，紧密结合当下审美、生活习惯，将“敦煌”融入产品之中，融入生活之中，重现汉唐雄风的古典审美；丝绸之路凿空东西，更沟通文化，也有艺术创作从此出发，用自己的奇思妙想以视觉或听觉的艺术方式，重新演绎一条具有自己艺术文脉特征的丝路……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不仅仅体现在现存于西北戈壁滩上的石窟、造像、壁画，更是中国艺术发展脉络、创作现状背后的文化因子，体现为一种传统文明对于当代文化的隐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