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才是杀死文学的元凶？ - 文学

近日，哈佛大学和美国文理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人文学科岌岌可危：自1966年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人文学科的学士学位授予占总体学位授予比例已从14%下滑至7%。报告称，经过调查发现，在过去8年中，大多数对人文艺术类学科感兴趣的预科班的学生最终选择了实用学科，50%的学生选择了社会科学，27%选择了政治学、心理学或者是经济学。在康奈尔大学，2006年到2011年间，历史专业的就读人数下降了49%，英语专业则下降了37%。在1991年，耶鲁大学有165名毕业生获得英语文学士学位；2012年，这一数字是62。在1991年，耶鲁大学两个最重要的专业是历史和英语；2013年，它们变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为此，哈佛大学决定出手拯救没落的人文学科。“整个哈佛学院的教员以及人文艺术中心主任，英语系、哲学系等各个专业的教授们经历了2012年下半年的长时间讨论，最终决定对学校的人文艺术课程进行改革。”

哈佛大学的此番报告照例引来唱衰声一片：人文学科行将没落！人文艺术行将失去！人文精神正在堕落！而学生们的功利性选择更是被指责为杀死人文艺术的元凶、人文精神堕落的标志。每次听到这种论调，就忍不住叫屈：不是为选择了人文学科的人，而是为那些没?有选择人文学科的人：究竟是谁才是杀死文学的元凶？

在学界，“人文艺术终结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远可追溯到1818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的“美学演讲录”。近几十年来，这种声音在西方学界可以说不绝于耳：1983年，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出版了他的名著《艺术史的终结？》，1984年，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发表了《艺术的终结》，它“几乎是黑格尔的重复”，“这一书一文，在欧美艺术界曾经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讨论与回应，但却没有造成很深的影响。”（罗青：《西方艺术为什么会终结》）随着1989年日裔美籍历史学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发表，西方学界逐渐对艺术终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艺术终结论’……，像一棵棵小小的飞弹，不仅打进了书刊、报端和各种媒体，而且打进了文学艺术的圣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的惊悸和恐慌。”（李衍柱：《艺术的黄昏与黎明》）

2000年的金秋北京，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上，“耶鲁四人帮”之一、留着一腮整洁雪白大胡子的J·希利斯·米勒对中国文学界发出一个悲怆的宣言：“文学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文学将要面临终结！”一霎那，国内学界千层浪起，群雄激辩，檄文纷飞。但这似乎并不能掩盖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系早已失去昔日的光辉。在谈到其著作《文学死了吗》一书写作缘由时，米勒说道：“文学理论的兴盛标志着文学的死亡。”米勒认为，正是理论的强盛注册了文学的死亡，正如最伟大的论诗歌的古代论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出现在诗歌衰亡之后。因此，在米勒看来，杀死文学的正是文学课堂上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以及满腹理论的文学教授们。正如晚年的哲学家沃尔林所说：“对我而言，学院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相反的，它们要求成为一种科学，那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各种事情的讨论而已，讨论的内容根本不是关于我们存在的基本问题。”而文学教授米勒，却深深怀念童年时第一次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时的那种“天真的轻信，有一种忧伤的怀念，那是一种已经失去，永远无法收回的东西。”因此，对于哈佛大学的报告，作家李·西格尔则撰文《是谁毁灭了人文》进行回应，在怀念人生最初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快乐后，他将以分数来计量人文的文学课堂直接斥为摧毁人文的元凶。因为“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专业的知识或是熟练的技巧。文学唯一要求的是你是人。文学所需要教的东西不会超过做梦所需要教的东西。”

在《文学死了吗》开篇，米勒还写道：“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在这里，米勒所说的永恒的“文学”不是指一种学科门类或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体，而是指一种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的文化话语。它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后，?印刷业得到全面推广的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是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而这种人文的兴衰与大学文学系几乎毫无关系。正如李·西格尔所指出的，直到19世纪末大学才开设文学课程，而文学系是20世纪初才出现在大学里。“在此之前，所谓的人文的东西是指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在教堂学习《圣经》则是一个完整教育的另一部分。没有人想到用正式的学习课程来教授小说、诗歌或是戏剧，因为这些是日常休闲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与其哀叹人文学科的衰落，不如欢欣于被理论所绑架的文学终于得到些许解放。而真正有关人的文学以及这样的文学课堂，其魅力依然未减，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语专业副教授斯科特·索尔撰文为人文学科的衰落辩护道：“我们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圣经’(The Bible asLiterature)、‘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和‘美国小说’(The American Novel)这样的课程。弥尔顿成功地吸引了一大群学生。”“年复一年，我们的教室依然座无虚席，挤满了护士、小店业主、簿记员、销售代表和教师的子女，而且偶尔也会有律师和医生的孩子。”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问小孙子，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孙子说，长大了要当医生。于是，爷爷说，医生好，收入高。奶奶说，医生好，工作不累。外公说，医生好，全家方便。外婆说，医生好，好娶媳妇。爸爸说，医生好，好出国。妈妈说，医生好，好风光。最后小孙子说，我想当医生，是因为可以救死扶伤。这个小故事的题目叫《我们所失去的》。此时，恰好看到香港中学公开试放榜，在今年文凭试9名状元中，有5人选了医科，其余4人选了商科和法律，当中选读环球经济的黄雅颐“志向是在毕业后推广公平贸易，帮助内地或贫困地区的农民。”这，才是所我们不能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