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清张的乱世

一

某日，与一位小说家，聊起在读的一本小说。我说喜欢这个作者笔下的乱世和那乱世里的窘迫人生。相比设计谋杀的细节，他更迷恋谋杀发生之前的生活。未等我说出小说家的名字。他就问，这个人是不是写过《砂器》？我颇为惊讶。没错，的确写过，他就是松本清张。我问，凭借这几句话，你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松本清张。小说家说，他太独特了，你说他写谋杀，但不迷恋谋杀，还喜欢写乱世，一想就是松本清张，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松本清张

想来也是，松本清张的小说风格独树一帜，是社会派推理小说开宗立派的大家。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重心其实不在推理，而在谋杀发生时的社会百态和世间众生相。案件不过是松本清张揭开社会伤口进行观察的工具。相比于制作精美的工具，展示社会伤口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单从塑造侦探而言，松本清张不是我心仪的小说家，我更喜欢劳伦斯·布洛克和雷蒙德·钱德勒，他们都不算是痴迷设计谋杀桥段的小说家。我喜欢他们笔下的侦探人物，比如布洛克的雅贼伯尼、钱德勒的酒鬼侦探马洛，都是浸染着某种生活习性的人。人无癖好不可交，小说人物也一样，那些满身缺点却又散发着天真气息的人物，都值得仔细“读”交。阅读的迷人之处，就是在书中遭遇与自己有相同习性的人物，所谓辨认出他们，听其声，见其人，与之同呼吸，开怀大笑，潸然落泪，就是在这些人物身上看见了自己。有幸的话，通过他们还能将自己引往更远的去处。人以群分，现实生活中也一样，相交者多是同类。一般侦探小说家多着意塑造有个性的侦探，松本清张不一样，他无意塑造性格分明的侦探形象，他更愿意在罪犯身上花心思。读松本清张的小说，我记住的不是精明强干、任劳任怨的侦探，而是各式各样走投无路的罪犯，尤其是那些困于乱世窘境不得脱、最终难免堕入深渊的心灵。

乱世潜入松本清张的笔下，不是松本清张多喜欢乱世，而是他自己生逢乱世，必然地，对乱世的体察就深。这是松本清张个人的不幸，却是小说家松本清张的大幸。松本清张生于一九○九年，家里是做小生意的，父亲潦倒，一家贫寒，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继续供他读书，他就去学工做杂役。二战期间，松本清张被派去朝鲜服役两年，回国后生活更为惨淡。战后的日本就是乱世。一直到四十岁，松本清张的生活就是竭尽全力四处赚钱，以维持基本生活。这些都可以在松本清张的自传《半生记》里读到。一本边读边会感叹“真是穷绝了”的传记，行文平实，情感却浓烈至深。战前的穷困，战后的凋敝，紧紧裹着松本清张。这些窘迫的境遇都进入了松本清张的小说。无论一个作家使用何类文体，没人可以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生活——特别是贫穷的岁月——撇除干净。 

《半生记》

何谓乱世呢？在松本清张这里，先是生计的沉重，为一饭一粥发愁，为养儿育女一筹莫展，仅衣食二事就压得他喘息不过来。其二是秩序的崩溃，生活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都陷入一片混乱，犯禁走险的人就多了。秩序之用，只有在秩序遭到破坏时，才能让人深切体悟到秩序的重要，就像呼吸在平日里难以察觉，唯有在呼吸困难时才能体会它的不可或缺。其三是安全感的丧失。朝不保夕，得过且过，随时处于无望的境地，乱世中人不得心安，正如杜甫诗言，乱世少恩惠。松本清张回望这半生乱世所经受的苦难，言语质朴如水，缓慢讲述，大苦轻言，大道至简，《半生记》至简却至真。有人竟然抱怨此书乏味，不如松本清张的小说精彩，让人瞠目结舌。越是沉重的东西，最好的叙述就是波澜不惊，从容道来。懂的人自然就懂，不懂的人就算是高声呐喊，他们依然木讷无感。

幸好还有写作，写小说拯救了松本清张。四十一岁时，依然一事无成的松本清张，参加了一次小说比赛，得了三等奖，奖金有十万日元，约合二百七十八美元。这给了他一点信心，奖金也缓解了养家压力。两年后，松本清张写出了《某〈小仓日记〉传》，获得了第二十八届芥川奖，这是真正的文学入场券，他的职业写作生涯由此开启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四十余年里，松本清张创作了近八百部作品，平均每年近二十部，其勤奋程度可见一斑。如何理解这种近乎拼命的勤奋？不得不写？不能不写？有没有一种可能，前半生无望的穷困，加之生活的不确定，让松本清张感到了恐惧，一旦找到了写作—堪称一家人生活的救命稻草—就会牢牢抓住不放，唯有不断地写下去，才能避免过去的困境重新回来。松本清张是否会臆想，如果有一天渐渐变好的生活突然被人剥夺，重新退回那乱世的泥淖里，他会如何面对，束手就擒，还是奋力反击，哪怕因此坠入深渊？还好，松本清张没有机会面对这类危机，因为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他根本来不及写。据说有许多编辑守候在他家门口，等着松本清张从楼上吊下一个篮子，里头放着写好的连载稿件。轮到的编辑便拿起稿子，飞奔回报社去排版。感谢写作的回报，松本清张一家人一点点爬出了生活的泥潭。 

这种患得患失感不曾发生在松本清张的生活中，但以极为激烈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小说里。因为害怕他人的出现，对现有的生活形成威胁，有人痛下杀手，企图封锁过去的记忆，维持已有的生活秩序。在长篇小说《砂器》中，青年音乐家设局杀掉当年帮助过他的老恩人，他以为，老先生的出现，会揭开他不堪的过往和卑微的出身，从而毁掉他的前程。微妙在于，当小说家将青年人受过的苦难逐一展现时，我们能体会到小说的深层信息，一个经受社会苦难而活下来的幸存者，其内心深处始终藏着难以平息的焦虑、恐惧和风声鹤唳。过去的生活记忆都是导火索，毁灭记忆—杀掉当年的见证人—成了青年人摆脱困境的“自救”方式。在文学的逻辑世界里，这一步迈出，就踏进了深渊，然而罪犯总会寄望于侥幸，为此押上一生作为赌注。犯罪人未尝不明白，赌输了就将一无所有。这是生逢乱世之人的宿命，无法面对苦心经营从而有了转机的新生活被毁掉的可能，所有的可能都被视为敌人。为了加剧这一撕裂构成的张力，松本清张不惜设计冒犯读者道德感的情节，即年轻人的恩将仇报。至今仍有读者对此心存不满，认为年轻人并不需要杀掉恩人，一样可以维护他目前的地位，何况善良的老人并不会真的说出秘密。这源于我们难以理解一种现实，即一个人内心的最大恐惧—新生活秩序被毁灭被剥夺的恐惧—足以摧毁这个人对他人的信任。

如何理解从泥淖里爬出来的人，如何理解对失去的恐惧，如何理解乱世求生的芸芸众生？松本清张是不是有言外之意？没错，这是一场非法谋杀，而且道德败坏，然而即便如此，整个事件不正是一出乱世悲剧吗！

二

“乱世”这个词，在小说集《绚烂的流离》中就藏着悲剧意味。

十二篇短篇小说，以一颗钻石在时间河流中的漫游为线索，写了很多杀人案和漫长的生活，生意人的窘迫，各种关不住的欲望，以及情杀、暗杀、仇杀、虐杀，凡此种种，写尽了日本二战后的苟全性命于乱世。我喜欢松本清张笔下的乱世景象，以及乱世中艰难活着的人。乱世是迷人的，因为乱世里人的命运充满变数，意外随时发生。变数就是不确定，不确定的事物总有其迷人之处。《绚烂的流离》里的命运就多不确定。热闹中的孤苦伶仃、乱世里的讨生活、人情冷暖下的挣扎，是松本清张赋予推理小说的光彩。

如果说命案是非正常生活的话，那如何面对死亡事件，考验的便是小说家的小说观念。这和松本清张的小说主张有关系，因为不满意“本格派”的钻牛角尖和“变格派”的肆无忌惮，松本清张提出了小说革命—“清张革命”。他主张：“犯罪小说需要变革了，探讨犯罪动机和塑造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就形成了犯罪动机。但是，过去总把犯罪动机千篇一律归结为个人原因，比如为了留恋纸醉金迷去图财害命，或出于庸俗不堪的艳事而杀人，庶几成为一种公式，没有特殊性。除了动机，还应当加上社会性，推理小说的路子就宽阔多了。”松本清张的所谓社会性和一个人的走投无路，是经典文学的题中之义，移植到类型小说就是创造。松本清张旨在重建新的推理小说风格，或曰美学。他反感推理小说的旧魂灵，率先要改造的就是犯罪动机个人化的老模式，给动机加上社会性这一味药，这是松本清张开出的新方子，乱世便是这方子的药引。人性的幽暗和社会性的开阔，一旦综合地植入犯罪动机，小说就豁然开朗。从中我们能识别出松本清张的文学野心，他显然不满足于创作一般的犯罪小说，而是以小说的方式去记录小说家发现的时代生活和时代情感。这一“清张革命”将推理小说从单纯的消遣读物中剥离了出来，成为推理小说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后来很多日本推理小说家。 

犯罪动机可以是一个闪念，但不会是心血来潮。谋杀不是意外的事件—虽然常被伪装成意外，而是思虑周详的精心安排。作为文学事件，犯罪要抵达社会性的广阔度，意味着小说家必须整体地打量此事件，而不是孤立对待，必须对闪念发生时的具体时代详加考察，而不是一笔带过，如此才可能得到一道启示—这样的社会环境必定引发此类案件。小说家笔力足够雄厚的话，读者就能登堂入室，否则读者面对的将会是一堵墙，墙后面还是墙。

《绚烂的流离》展现了松本清张的小说主张。其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的主角不是警察，也不是私人侦探，而是事件。因为小说的重心是犯罪发生之前的社会生活，警察成为“打酱油”的也就不奇怪了。松本清张笔下的侦探在“破案”方面，表现得像普通人，常常没有思路，不知从何下手。有的案件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因为偶然的机缘才得以破案。当然，松本清张的侦探都兢兢业业，百折不挠，职业精神可嘉。其二，关于谋杀的诡计、谋杀的过程，本是多数推理小说家极力要渲染的桥段，要一点点往外吐的。松本清张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无意遮掩，还大方地一股脑儿告诉读者谋杀过程，有时候言简意赅到只需半页纸。在代表作《点与线》中，松本清张在小说结尾处，用一封信将谋杀过程做了交代，对谋杀的设计者（一位患病只能在家休养的女性）未做更多的描述。对钟情于复杂诡计的读者来说，松本清张的做法多少显得过于慷慨。普通读者会期望小说家小气一些，吝啬一点，吊着欲望往下讲，慢慢营造解谜的过程。但是在松本清张看来，破解案件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乱世生活之诡异，之深渊，之匪夷所思，质言之，就是生活本身。

松本清张对被乱世生活围困的人们怀有同情之理解，并愿意他们都有好的结局，至少是安静的普通生活。松本清张对挣扎于生活深渊的人们很熟悉，可以轻易地辨认出那些为了求生而铤而走险的人们，继而对他们抱以同情。一个想反抗生活的人，试图掌握自身命运的人，一旦出现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就会得到他的青睐。这与松本清张的自身经历有关，只有一个吃过现实生活苦头的人才可能对另一个正在吃苦头的人物持有平等的理解。否则，推理小说家没有理由让杀人者躲过警察的法眼。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中的种种谋杀，归之于法律则结局同一，归之于文学则有着绚烂的流离。

短篇《夕阳下的城堡》写一个女人，经人介绍嫁给一户财主的儿子，婚后发现被骗了，老公是一个癫痫患者。介绍人不可能不知道隐情，离婚之后这个女人被介绍人纠缠羞辱，终于找到机会将他“意外地”杀死在酒店。小说最后写到，这个女人原以为警察局会派人来找自己，可是直到最后也没有人来。从此她开始了在父亲经营的古董旧货店上班的日子，寓意为恢复了正常的日常生活。松本清张对小说人物的同情由此可见，对遭受侮辱、被欺骗的女子，他给予了超乎法律之外的善意理解。业务能力稍高一点的警察，就能轻易发现疑点，找到破绽，继而破解这件案件，惩罚杀人者。为了求生而杀人，即便情有可原，不等于可以赋予杀人以合法性，松本清张当然知道这一点。松本清张没有这样做，理由不外乎一个小说家心存的善意，以及对意外可能存在的信念。对那些欺辱别人的恶行，如果不能绳之以法，替天行道是否可以得到宽恕？在法律中不可以，而松本清张在小说中宽恕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当然也是担惊受怕，终生也未必安宁的生活。

这是一种来自文学的善念，一种对悲剧委婉的回应。

三

在一个犯罪故事中，死亡必不可少，否则故事讲不下去。死人是一个犯罪故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这是一个基础设定，作者和读者的一个契约。类型小说就是一种契约游戏，作者扮演制谜和解谜者，读者既扮演观众，又扮演无形的裁判。不过，松本清张不会轻易给读者做裁判的机会，他与读者订的契约，内容不只在故事，而在故事之外的玄妙和设想。好的小说家会在满足读者欲求的同时，期望读者跟着他再往前多走几步。

为了将故事讲下去，有些小说家的手法堪称拙劣，他们挖空心思地制造死亡，让故事经常中断，比如案情刚有点眉目，知情人就不出意料地被害，如此反复。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平庸的小说家太多了，相比于创造性地设计谜语，他们的能力只够重复桥段。几番山穷水尽，最终当然是柳暗花明。这谈不上有多难，顶多费点周折，无非是把破案的过程拉长一点，卷入死亡的人设多一点，再靠近结局就行。犯罪小说必须有一个结局，这是一条写作者都会遵守的行规。即便开放式的故事，依然需要一个文本意义上的结束。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困难，不是安排一起死亡并予以破解，而是生活怎么沦落到非死不可。好的小说家会在这一结尾中夹带私货，引着有思考能力的读者去理解这一种非死不可，并赋予它一种价值，比如正义、荒诞和悲剧感。无论哪一种意义，都会在作品经受时间的洗刷中被擦亮，被理解，被感知，还有被传递。东野圭吾就继承了松本清张的部分衣钵，将社会派推理小说往前再推进了一步，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白夜行》和《嫌疑人X的献身》就是关于悲剧的细证。

松本清张的心思，即他念念不忘的“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在“被逼”的过程以何种方式展开，推导人在乱世中走到谋杀这一步。不是松本清张没有能力设计巧妙的谋杀，事实上他的设计足够精妙，只是他志不在此。如此一来，松本清张最终要读者参与破解的，就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事发前后的世道人心和命运，我更愿意称之为悲剧意识。一种更为阔大的命运笼罩在他们身上，如阴影一样，摆脱不去。这便是乱世的悲哀。《砂器》就是一部悲剧。松本清张不会开口直接道破，就像李健吾评论沈从文《边城》说的那样：“这一切，作者全叫读者自己去感受。他不破口道出，却无微不入地写出。他连读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种空气里，在这里读者不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或者，随便你，一种吸引作用。”李健吾先生设想的读者，是高明且耐心的读者。只有这样的读者才配得上玲珑心肠的小说家。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状态，是好作家和好读者相辅相成。现实多为跷跷板，此起彼伏。而今的粗糙年代里，两者都在式微，好作家凤毛麟角，好读者寥寥无几。

推理小说里的谋杀，可简单分为两种：一是主动杀人，为取利；二是被动杀人，为求生。主动与被迫之间，横着的是小说家的善意和同情。在松本清张的笔下，杀人取利者被小说家送进了监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大多合乎道德。为求生而杀人者，则多少得到了松本清张的眷顾与同情。同情是一种能力，甚至是一条纪律，好的写作者会下意识地遵守这条纪律。什么是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不是上帝视角，不是可怜和惋惜，也不是恼怒和埋怨。同情是设身处地，与深陷事件中的人共同呼吸。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小说家放弃一部分自我，放下一点尊严，将自己放进故事中，乃至想象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无论是想象自己是见证人还是受害人，都需要小说家的同情心发挥作用，体会比杀戮更驳杂的情绪。

小说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微妙之处，在于小说家可以赋予小说生活一种悬置，在结局来临之前，以中断或者暂停的方式，制造小说生活结束于此处的样子。松本清张对乱世中罪人的理解，表现为用悬置为他们营造现实生活未被摧毁的幻象。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绵绵不断，一段小说生活总会有一个结束。小说需要一个结局来克服对现实生活的亦步亦趋，谋杀就很好地扮演了这一结束者。谋杀可以是对一种失序生活的终止，甚至是对陷入深渊中的命运的救护。理想的生活都有一种良好的秩序。秩序的产生需要维护，也会遭遇破坏。对意在自我保护的谋杀，松本清张意识到了谋杀对生活的中断，并不忍心给谋杀者一个简单的道德评价，也不忍心将“凶手”送进监狱。在松本清张的小说中，这样的角色不止一个。

短篇小说《车票》，写了一个老实的买卖人，经营旧货店的男人，因为一缺本钱，二缺赌一把的冒险精神，只好最大限度地做好手中的买卖。偏偏他又不甘心，想扩大生意规模。结果被一个惯犯盯上，骗他借钱投资一桩生意，结果都打了水漂。在骗子去杀人灭口时，生意人阴差阳错地将骗子烧死在草垛里。松本清张知道旧货店老板参与了谋杀，应该受到惩罚，但对本性不坏的人抱有的隐隐同情，让松本清张主动为他设想解脱的办法，借一把大火烧掉了犯罪痕迹，送他回到了之前的日常生活，继续做他的旧货店生意。且不说看见过死亡的老板，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否真能坦然度过，至少松本清张做了他能做的工作，让小说生活结束于此，此后的生活交给读者，也交给现实生活。

我愿意将松本清张的小说世界理解为一种可能的文学生活，是他对身处的时代进行体察之后的表述和想象，想象一种可能的美好生活。这种美好生活以宁静的日常，克服了悲剧性的时代暗影。稍有文学抱负的写作者，无不在费尽心思处理一个问题，如何把对现实时空的感知纳入笔下，即一个小说的写作与他所处的时代建立起某种联系，同时突破这一联系，修建一个小说家的桃花源。松本清张从原本正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一个小小的坏线头，慢慢往下拉扯，一件看似完好无损的衣服被拉成了破碎的物件。松本清张的乱世、太宰治的自毁，殊途同归，都是对战争的清算，直指战后日本的匮乏和衰弱，也何尝不是在自证一种坏的生活。东野圭吾将松本清张往前推了一步，准确地说，是将松本清张无意写尽的那一部分，即如何设计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杀人方案，进行了技术提升，同时继续抓住时代和社会生活对人的影响，正如《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数学天才，用生命作为代价，设计了如数学题一般严谨的不在场证明和杀人谜题。一个如此有数学天赋的人，沦落至此，仅仅是因为缺乏爱吗？更遑论那些流落街道、几无身份的流浪老人们。

松本清张自如地将人物在时间线中移动，轻轻一笔，就是数十年，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在时间里显得如此轻盈。作为小说技巧，这取决于小说家的时空感知能力，取决于他对生活河流和时间河流走向的确认，以及对生活会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的信念。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