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

时间：2021-08-11 14:54:37 作者：于冬云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导读：　2021年08月10日关键词：《太阳照样升起》编者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共同构成了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悖论。在此语境中，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一方面展示了一代青年人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消费快乐，另一方面又..

　2021年08月10日

关键词：《太阳照样升起》

编者按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共同构成了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悖论。在此语境中，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一方面展示了一代青年人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消费快乐，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他们在转型空间中确认自我形象时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意伤感情绪。

消费文化的理论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展完善起来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消费享乐的价值取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就已蔚然成风。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是这样说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十年是经济繁荣、讲究物质享受和玩世不恭之风盛行的十年。”[1] 文化史上更是把这个时期称做“爵士时代”。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1926）就是在这个时期问世并受到美国大众欢迎的一部小说。很多评论者认为，该小说之所以受到美国大众的欢迎，是因为它反映了一战给年轻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他们在战后迷惘幻灭的生活。海明威因此被人们冠名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太阳照样升起》则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但是，如果我们对文本做一番仔细的阅读，并且对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现实与文化构成做更多层面的考察，就会发现，《太阳照样升起》与产生和接受它的二十年代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远非战后幻灭情绪这一简单的逻辑关联所能涵盖。事实上，在商业繁华如梦的二十年代，消费享乐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共同构成了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悖论。生活在上述文化结构中的年轻一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尽享消费文化带来的感性解放快乐，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在转型空间中确认自我形象时的失意和伤感。笔者认为，在此意义上解读《太阳照样升起》，能够挖掘出其显在和隐含的多层次的文学、文化意蕴。

很多美国文学研究者把海明威及其他“迷惘的一代”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与他们战后的文学创作实践挂起钩来。他们认为，“迷惘的一代”青年是战争的受害者，帝国主义战争摧毁了他们信奉的传统价值观，他们对战后的现实感到失望，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陷入迷惘幻灭的生存状态中。毋庸置疑，一战给所有的参战青年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但他们在欧洲战场上的收获并非仅仅限于创伤。很多像海明威一样在战后成为作家的美国青年只是被编在救护车队中。海明威本人就经常抱怨他离战斗太远，等到有机会在看得到敌军阵地的战壕中分发巧克力时，他就光荣地负伤了。接下来，海明威在米兰的医院里开始学习爱情。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一书中说，战争“为一代作家提供了大学补习课程”。“这些课程把我们带到一个外国，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外国；这些课程教我们谈恋爱，用外国语言结结巴巴地谈恋爱。这些课程供给我们吃住，费用由一个与我们毫无干系的政府负担。这些课程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不负责任，因为生活不成问题；我们极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不必为将来担忧，而觉得将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奇遇。这些课程教给我们的是勇敢、浪费、宿命论，这些都是军人的美德；这些课程教我们把节约、谨慎、冷静等老百姓的美德看成是恶习；这些课程使我们害怕烦闷胜过害怕死亡。所有这些在军队的任何部门都能学到。”[2]

从考利的叙述来看，未来的年轻作家们在欧洲战场学会了一种追求现时的刺激、满足和快乐的新“美德”。这种新的生活美德正是战后美国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消费道德。一战结束后，从欧洲归来的美国年轻知识分子回首观望自己的祖国时，发现她不但没有直接遭受战争之害，反倒获利于战争工业，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第一强国，并因其快速膨胀的国力和商业成功而洋洋自得。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商品的大众化成为可能。广告商在尊重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在以越来越丰富的传播媒介向大众推销越来越丰富的消费用品，尽其所能地将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他们将商品说成是“好日子”的象征，把汽车、家用电器、名目繁多的生活用品、旅游与新的生活方式，和成功人生、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使人们感到若不购买汽车、电器等商品，不去旅游一次，生活就没有长进。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也在鼓励着人们去花钱消费，提前享受。总之，各种行业的企业法人想方设法地把讲究消费享乐的风气扩散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在此意义上，断言一战后美国大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悲观迷惘的情绪，似与二十年代的消费享乐气氛不尽相符。

二十年代的商业消费风尚导致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美国文化也染上了商业化色彩。但尽管参战作家在欧洲培养起了与消费时尚相合的消费道德，他们却鄙视庸俗的、没有灵魂的商业文化，再加上他们快乐的消费自由总是要受到清教徒父母的束缚，于是，在失意和伤感中，他们做出了个性化反叛和艺术拯救的选择。海明威本人从战场上归来后，也一度生活在父母提供的好日子里，抽烟、喝酒、聚会、钓鱼……直到有一天，他的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厄内斯特，我的儿子，你如果还不醒悟过来，停止过那好吃懒做的浪荡生活，停止靠他人为生的生活，……或者你仍然对救世主上帝，耶稣基督不虔诚，不尽教职；一句话，你如果不自觉到自己已长大成人，应该有男子汉的堂堂气魄，那你将一事无成，招致自我毁灭……”[3] 海明威的父亲也给他写了一封类似的信。结果是，海明威在与哈德莉结婚后，就带着自己的作家梦和妻子那每年大约有3000美元的生活费，于1921年底去了巴黎。

考利对二十年代美国年轻一代的巴黎流放之旅做出了解释。他说，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艺术家只要离开本国，去住在巴黎、卡普里岛和法国南部，就能打碎清教主义的枷锁，就能畅饮，就能自由地生活，就能充满创造力。”[4] 事实上，对于二十年代去巴黎寻求新生活和艺术拯救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巴黎首先找到的却是由祖国的经济强国地位决定的坚挺的美元兑换值。1925年，1美元可以兑换25法郎。在写作《太阳照样升起》的日子里，海明威声称，每年只需2500美元，一个人就可以在巴黎住舒适的旅馆，每周在很好的地方喝上二三次咖啡，去佛罗伦萨或四季如春的海滨过冬，到瑞士避暑。[5] 以此为参照，虽然海明威在晚年写作的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中称自己贫穷，但靠着哈德莉每年3000美元的基金，他们在巴黎从不进肮脏的咖啡馆，巴黎坏天气的时候去瑞士滑雪，狂欢节期间去西班牙看斗牛。这样一种远离清教伦理约束的休闲、消费、娱乐的生活体验，是海明威创作《太阳照样升起》的生活源泉。反映在小说中，休闲、消费、娱乐也成为小说人物日常生活实践的基本内容。

消费文化渗透在《太阳照样升起》的不同结构层次中。首先，从小说中的叙事场景来看，除了杰克工作的写字间以外，皆是咖啡馆、餐馆、酒吧、舞厅、挤满游人的火车、汽车、海滨度假休闲胜地、山间垂钓的河流、狂欢节的街道、广场和斗牛场等休闲娱乐空间。杰克带比尔到位于塞纳河中央小岛上的一家餐馆吃饭，由于有人把这个餐厅写进了美国妇女俱乐部的导游小册子，称它是塞纳河边一家尚未被美国人光顾的古雅饭店，结果，杰克和比尔在这家挤满了美国旅游者的饭馆等了45分钟，才等到一张桌子。在前往西班牙看斗牛的火车上，也挤满了来自美国的新教徒旅游者。海明威的朋友内森·阿施第一次读到《太阳照样升起》时，对海明威说，他写的是一本旅游小说。[6] 著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迈克尔·雷诺兹在《太阳照样升起：一部二十年代的小说》中也指出，从地理和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读者可以把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当作参观巴黎、观看西班牙斗牛的旅游指南来赏读，因为该小说提供了与旅游公司的旅游手册相似的信息。[7] 细读文本，上述说法不无道理。如同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详尽描绘了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都柏林的都市生活风貌，以至于人们可以依照小说中所提供的种种细节还原一个真实的都柏林一样，读者也可以追随着杰克的脚步，按图索骥地游览巴黎。下面的描写就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海明威对杰克一行的西班牙之旅，描写也十分详尽。那远离都市喧嚣的寂静山谷，充满异教意味的斗牛竞技，服装绚丽的斗牛士，斗牛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引人入胜之处，质朴热烈的西班牙风情，口味独特的西班牙饭菜，这一切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看点。伴随着《太阳照样升起》的畅销，西班牙斗牛也成为美国年轻人争相购买消费的旅游文化产品。

其次，从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实践来看，他们过的也是一种现代都市青年的消费生活方式。二十年代，老一辈中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已足以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一种与丰富的消费品同在的现代好日子：饮用美酒咖啡，享受美食，穿着个性化的服装，出入跳舞、赛马等有闲有钱阶层组成的俱乐部，到风景名胜地区度假，去山间垂钓，赴西班牙看斗牛。小说中来自英美的这一群青年人中，除了杰克是在巴黎工作的新闻记者外，勃莱特、科恩、迈克都生活在娱乐闲散的状态中，而比尔刚出版了一本书，赚了一大笔钱，也来到欧洲休闲度假。叙述人杰克对各方面的消费知识都十分在行。他通晓各种牌子的美酒，掌握海外旅游度假的相关知识，不仅是垂钓高手，还是欣赏斗牛艺术的内行，俨然一个海外旅游生活的专家。小说共19章，每一个章节都有青年男女喝酒的生活场景描写，他们在一个地点喝过后，再到下一个地点继续喝。而此时美国本土却在推行禁酒令，大众不得不伴随着违法的罪感、抵制的风险，去体验饮酒的快感。相比之下，杰克和科恩却坐在巴黎著名的那波利咖啡馆里，悠闲地喝着开胃酒，观看黄昏时分林阴大道上散步的人群，如此自由闲散的消费生活与老一辈新教徒节俭克制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然令人神往。在此意义上，《太阳照样升起》吸引美国大众的不仅只是自由畅饮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小说人物置身于其中的消费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勃莱特更是现代女性消费生活的榜样。勃莱特是以个性化装扮出场的：“她穿着一件紧身套衫和一条苏格兰粗呢裙子，头发朝后梳，像个男孩子。这种打扮是她开的头。”[9] 勃莱特还竭力追求舒适、优雅的生活：只能品美酒，不能忍受品质低劣的白兰地；像男子一样手夹香烟，吞云吐雾；出入乘坐汽车，“只要能想法不走路，我就不走。”[10] 海明威借助勃莱特的装扮风格和行为方式，成功地打造出一个身体自由、生活舒适、举止优雅的现代女性形象。在《太阳照样升起》问世后，勃莱特的发型、服装、行为方式成为年轻女性效仿的典型。广告商最先捕捉到了女性现代生活方式的商业化价值。在二十年代一则新奇大胆的香烟广告中，解放了的女性对衣着考究的男伴说：“吞吐任逍遥。”[11] 这类广告的催眠作用就在于它让女性相信，只要像男人一样地喷云吐雾，生活就可以像男人一样逍遥自在。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追求差异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实则是一种消费变体。他指出，“‘您所梦想的，就是您自己的。’这种令人钦佩的反复叙事，其出处显然是这样或那样一种胸罩，它集中了个性化自恋的一切悖论。正是在您接近您的理想参照之时，在您‘真正成为您自己’时，您最服从集体命令，也最与这样或那样一种‘强加’的范例相吻合。”[12] 依照鲍德里亚的消费变体逻辑，女性解放的诱惑和打造个性的自恋行为根本不是个人自由的自主选择，而是早有范例，而这些范例，就是由包括广告在内的大众传媒工业生产出来的，并由那些可以定向的符号组成。比如，美国的年轻女性之所以喜欢勃莱特，是因为她们以为她那与众不同的发型、装扮、行为方式，正是她们所需要的自我个性化表达方式。因此，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自己选择的某些范例兑现自己的所谓“个性”。正是通过这种符号化的个性表达，个人在生产-消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发挥着消费者的功能。“把本属于女性的提供给女人们消费、把本属于青年的提供给年轻人消费，这种自恋式解放成功地抹煞了他们的真正解放。或者还可以这样做：把青年规定为叛逆，这种做法可谓是一石二鸟：通过将青年规定为特殊范畴以避免叛逆向全社会扩散，并且此范畴由于被控制在一个特殊角色即叛逆之中而被中和。”[13] 在此意义上，在欧洲的消费、休闲空间中打造自我的杰克、勃莱特们，在美国本土上模仿杰克、勃莱特们的另类穿着和谈吐的年轻人，还有后来的嬉皮士、雅皮士，不过是美国商业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追逐时尚前卫的消费个性的象征代表而已。这些象征代表在现实的生产-消费的社会机制中，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波助澜。

考利曾经指出，“流放在国外的艺术家也是贸易上的传教士，他们使国外对自来水笔、长统丝袜、柚子和手提打字机的需求增加。艺术家们引来接踵而至的旅游者入侵大军，这样就使轮船公司和旅行社赢利大增。所有这一切和这幅商业的画面接合得天衣无缝。”[14] 因此，如果将《太阳照样升起》放回到它得以生产出来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我们也可以说，海明威自我流放到远离美国商业文化的巴黎去寻求艺术拯救，他的成名作却成了牵动二十年代美国年轻人个性化消费行为的文化符码。

然而，笔者认为，海明威写作《太阳照样升起》的目的毕竟不是为美国的工商业发展促销消费伦理，他更关心的是在美国由传统的清教文化向现代的消费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年轻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以及由这种内部冲突而导致的现代性价值悖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激进的年轻人一度把《太阳照样升起》看作是一部拒绝一切传统虚伪价值观念的小说。迈克尔·雷诺兹指出，那些将这部小说看作是享乐主义者放纵的夜生活和两性关系的生活指南的年轻读者，如同海明威的母亲在1926年对小说中流露出来的不道德倾向进行指责一样，都是误读了这部小说。[15] 实际上，仔细倾听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多重声音就会发现，海明威在处理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与消费、道德与责任等问题时，其价值取舍态度并不是简单地弃传统取现代，而是呈现出一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矛盾复杂性。

在劳动与消费问题上，海明威在展示美国年轻人在欧洲的休闲、消费生活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老一辈新教徒所信奉的劳动美德。从小说的叙述者杰克认真敬业的工作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劳动美德在像杰克这样的年轻人身上得以保留下来。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杰克总是在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后才去休闲、娱乐。小说中，杰克先后有四次叙述了自己的工作情况：第二章，杰克在编辑部紧张地工作了两个多小时，将所有的稿件都发走后，才与一直等候着他的科恩去喝酒；第四章，勃莱特在清晨四点半来找杰克一起去吃早饭，并倒上德国穆默名酒佐餐，杰克则说，“上午我还得工作”，“跟你比，我太落后了，追不上了，和你们玩不到一块去”；第五章，清晨，杰克步行去编辑部上班。一路上，行人都是上班去的，杰克觉得“上班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第八章，勃莱特去圣塞瓦斯蒂安度假，科恩也不再来打搅，杰克为了能在六月末去西班牙度假旅游，每天勤奋工作，还经常到写字间加班。事实上，海明威本人也并不认同塞纳河左岸那些反传统、行为放荡的伪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此时的他正处在为当一名作家而努力习艺的阶段。在小说第十二章，比尔模仿当时美国国内某些流行话语对杰克说：“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游。”[16] 有很多研究者引用这段话证明杰克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迷惘者”。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却忽视了这段话在文本中的上下文语境。在小说中，杰克和比尔到西班牙的布尔戈特去钓鱼。清晨醒来，两个人互相说一些俏皮又怜悯的话。比尔发了上述议论后，杰克称这番话是一套胡言乱语，并回应他说，“照你这么说，这种生活倒满舒服嘛，”“那么我在什么时候工作？”[17] 杰克的言外之意是他并不把自己归入无所事事的流放者之列。

虽然海明威将叙述人杰克与无所事事的塞纳河左岸流放者区别开来，但是他所坚守的劳动伦理与老一辈新教徒的观念的确也已明显不同。老一辈资产者的劳动观念与清教信仰密不可分，“一方面，他必须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竭力劳作，谦卑地接受从中获得的财富，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继续将这个世界仅仅看作是一个痛苦和眼泪的峡谷，是每个走向天堂的获罪者的惟一必经之路。”[18] 但是，二十世纪初，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已经把受苦流泪的现世峡谷变成了生活用品丰富多样的俗世温床。康马杰称，在这个时期，美国人“从曾经耗尽他们祖先精力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工作时间从每周60小时减为40小时，年休假也从一周延长为一个月和一个多月”。“有史以来，如何安排空闲时间第一次成了大问题。”[19]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一方面，在新教徒的劳动伦理中注入休闲、消费的现代性内容是美国的现代化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个人的休闲消费生活又处处打上了商业化的烙印。杰克在欧洲的生活就是这种历史性变化的反映。小说中提到了杰克的银行结账单，其账户上余额为2432.60美元，扣除已经支出的费用，尚有存款1832.60美元。以前文提及的海明威本人所提供的数据为参照，一个人每年花2500美金就可以在巴黎过很舒适的生活，那么，杰克在巴黎过的正是舒适的中产阶级小康生活。而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正是美国经济现代化的产物。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杰克在勤奋工作的同时，对个人的生活经济运营也十分在行。他已经悟出了一套现代商品交换社会中的生活哲学：“享受生活的乐趣就是学会把钱花得合算，而且明白什么时候正花得合算。……世界是个很好的市场，可供你购买。这似乎是一种很出色的哲学理论。”[20] 在巴黎，杰克知道在哪家咖啡馆可以享用价格适宜的美酒美食。去西班牙旅游，他了解哪里可以找到舒适便宜的旅馆。甚至包括给不同服务行当的侍者付多少小费购买多少服务热情，杰克都应对自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曾经指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21] 在此意义上，海明威虽然鄙视商业主义，但我们从他的小说中还是看到了二十年代美国人生活的商业化表征。

在处理道德与责任的关系问题时，《太阳照样升起》同样显示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悖论。海明威在以保守的中产阶级为主的橡树园小镇上长大，清教徒严格的宗教意识和种种清规戒律在小镇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海明威的父母都是恪守清教规则的新教徒，完全按照清教徒的道德准则来管教孩子。海明威成年之后离开了橡树园，但是来自橡树园的宗教道德传统却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他将美国青年杰克安排在欧洲，是为了在与橡树园拉开距离的现代生活场景中，重新审视其宗教道德传统的价值。这种审视集中在饮酒和两性关系上。

首先，在饮酒问题上，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绝大多数把禁酒看作是一场伟大的道德运动。早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就成立了各种禁酒团体。其中，成立于1895年的反酒吧社提出，酒吧会助长社会的腐化之风，它使工人走向堕落，影响工作效率。然而，白人中产阶级一边在教堂和公共选举中向大众倡导禁酒节制，一边却在家里的私人酒吧中继续饮酒，而且并不认为这是假道学。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海明威的故乡橡树园镇。1919年，36个州通过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使销售和批发含酒精饮料在全国范围内成为非法行为。但是，作为一场拯救道德的崇高试验，禁酒法案一开始实施，那些曾出于道德原因而拥护禁酒的人便后悔了，他们试图拯救美国人的道德，却丧失了喝酒的权利。事实上，美国的饮酒人数并没有因为一纸禁酒令而有所减少。相反，由于饮酒行为由中央政府裁决，各个州政府对私下里的饮酒行为视而不见，结果是，杂货商、药商、各种帮会专职代理人都来倒卖私酒，年轻人则以随身携带小酒壶饮酒酗酒为时髦。在菲茨杰拉德出版于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盖茨比就是靠贩卖私酒发家致富的。在盖茨比府上，相识不相识的人们夜夜聚在一起饮酒作乐。到20年代末，即使是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开始承认，这一场伟大的禁酒运动已经失败。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美国国会废除了禁酒令。如果把《太阳照样升起》与这场旨在拯救道德的禁酒运动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内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喜欢以小说人物的饮酒行为为把柄来质疑海明威的道德立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上的放浪青年将模仿海明威的人物饮酒视作是时髦的叛逆自由举动。也就是说，二十年代正处身在禁酒运动实施进程中的美国大众，对《太阳照样升起》的接受也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将饮酒看作是年轻人道德上的堕落，另一种则将饮酒看作是抵制不合理的清教束缚、追求自由的标志。

其次，在小说的整个叙事进程中，杰克和勃莱特始终摆脱不了自己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困惑，他们的困惑折射出二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和女性在经历性别角色转换时的焦虑。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批评者只看到了杰克的召妓和勃莱特的性放纵行为，就由此断定小说中的青年一代在处理两性关系时放荡成性，没有道德责任感。比如说美国的海明威研究者马克·斯毕尔卡认为，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两性间的传统爱情已经死亡。“所有这些男男女女都是飘零子弟，他们脱离了传统社会，把巴黎当成了永久的游乐场。”[22] 英国批评家兰·乌斯比也指出：“全书充满玩世不恭和对固有价值幻灭的情调。”[23] 国内与上述见解相类的观点也十分普遍。该小说中文译者在中译本的序言里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海明威）客观上讴歌的是醇酒和美女、狂欢和遁世，所肯定是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24] 笔者认为，这些批评过于简单和武断，没有将二十年代青年人正在经历的自我性别角色转换这一复杂的时代因素考虑在内。从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杰克和勃莱特的性别角色表征来看，两个人的性角色内涵皆趋向于复杂多样性。黛布拉在《阅读欲望：追寻海明威》一书中就指出，“海明威的小说将人物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置于不断变换的状态中。……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人物的行为、外表和欲望都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身份和身份认同的边界，原有的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范畴被动摇，并且互相交织在一起。”[25]

1920年，美国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像勃莱特一样留短发、抽烟、喝酒、谈恋爱的“放浪女子”并非是个别现象。温迪·马丁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将勃莱特称作是二十年代新女性的代表。[26] 事实上，二十年代的新女性都是从像娜拉一样没有自我的历史中离家出走的。在勃莱特已有的婚姻生活经验中，她的丈夫阿施利总是叫她睡在地板上，睡觉时身边总是放一把装有实弹的左轮手枪，总是说要杀死她。这样一种男性霸权的暴力压制，给勃莱特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在她的历史经验中，长发、端庄、顺从的女性化气质是与被压制、丧失自我的痛苦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看到，走出阿施利的家门，以新女性姿态出现在现代生活中的勃莱特，在外表装束和行为方式上都偏离了传统的女性气质，并在某种程度上还跨越了传统的男女性的两分界限。她留着短发，戴着一顶男式毡帽，不穿长统袜，一手夹着香烟，一手端着酒杯，与不同类型的男子约会，出入各种公众休闲娱乐场所。通过这一系列偏离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表达方式，勃莱特独立的自我形象得以建构起来。笔者认为，在勃莱特“放浪”或“解放”的行为背后，其实深藏着一种越界后的自我性别身份确认的焦虑。这种自我身份焦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勃莱特虽然走出了阿施利的家门，但仍然生活在男权政治控制下的社会结构中。她那跨越传统淑女界限的个性化着装、饮酒、抽烟、看斗牛等时尚消费，仍然要由阿施利之外的某个男人为她付账。小说还提到，如果没有男人的陪伴，勃莱特一个人还是不能进入越界的自我表达空间。也就是说，在二十年代的美国，像勃莱特这样的新女性，其叛逆和解放的触角只能在男权社会允准的空间中伸展；其二，勃莱特在追求性爱快乐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异性恋恐惧心理。从勃莱特的性爱表达方式来看，她已经偏离了传统女性被动接受的性角色界定，她的性欲求也不再局限于惟一的性伴侣。为了满足自己的身体欲望，勃莱特可以与自己不爱的科恩去圣塞瓦斯蒂安约会。她与斗牛士罗梅罗的私奔事件也是由她本人的主体欲望牵动的。勃莱特一方面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对罗梅罗那富有阳刚魅力的身体的爱欲，但她又惧怕在罗梅罗的男性力量面前重新沦为没有自我的“女性化”角色。因此，当罗梅罗要求她为了自己留长发，变得更女性化一些时，她就离开了罗梅罗。勃莱特的异性恐惧还不限于此，在勃莱特那曾经被男性文化霸权殖民过的内心深处，仍有一种红颜祸水的道德负罪感。离开罗梅罗后，勃莱特对杰克说，“我不愿当一个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27] 从勃莱特的这种异性恋恐惧心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年代新女性在建构自我主体性时普遍存在的性别身份焦虑。也许，正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异性恋恐惧，勃莱特才总是在最痛苦的时候选择与丧失了阳具霸权能力的杰克在一起，只有同杰克在一起的时候，勃莱特才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在与杰克相拥的同时，对男性的爱欲又在她的体内涌动，在勃莱特看来，压制对异性的爱欲“是人间地狱般的痛苦”。据此来看，勃莱特的性别欲望取向实在是复杂多样，她的性别身份认同最终指向哪里，因为海明威的含蓄，依然是暧昧不明。迈克尔·雷诺兹仔细研究了保存在肯尼迪图书馆中的小说手稿，发现原稿中有这样一段在正式出版时被删掉了：“至于说以前发生的事情对勃莱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勃莱特感觉如何，我不是心理分析学家，我只是把她做的和说的记录下来，由你自己去思考这一切。”[28] 这段话表明，作为一个正致力于建构自己小说技艺的年轻作家，海明威既不能算作是与传统两性道德彻底决裂的新道德斗士，也无意于对新女性的解放行为挥动主流文化的律令警棍，他只是为读者解读包括性别政治在内的二十年代美国文化，提供了一幅着色不一的文化拼图。

如果说我们透过勃莱特的快乐、困惑、痛苦，可以洞察二十年代新女性的性别身份焦虑，那么，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杰克的性机能创伤所具有的时代文化符码隐喻意义。在此意义上，与其将杰克的性机能创伤看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果，倒不如说杰克的创伤传达出了工业化时代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权威衰落的危机感。其一，从工业化时代的两性关系来看，新女性的解放自由与新男性阳具霸权的受挫是相伴而行的。在小说中，科恩一心一意要扮演一个守护在美人身边的浪漫骑士，结果是，在新女性勃莱特面前，他那英雄救美的责任感连同他大学时代练就的一身好拳技，统统废于一旦。与科恩不同的是，杰克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自始至终都要直面自己丧失性能力的现实。杰克一方面为自己的男性权威丧失而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白人男性文化霸权意识的缺席，杰克对勃莱特的欲望、科恩的犹太身份才都能同情并包容。

其二，从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在美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变化来看，杰克的创伤也传达出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追求自我认同时的失意和伤感情绪。在工业化、都市化的现代社会中，与经济生活中的组织化管理和整体性操控相一致的标准美国公民形象，是刘易斯塑造的只有商业头脑而没有个性的巴比特。在永远憧憬着未来的商业利益、但又永远木然平庸的巴比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同质化发展趋向与个体自由、自我理想之间的矛盾。在此意义上，杰克无法恢复的性机能创伤，即来自主流社会的同一性操控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压制和异化。

针对商业消费生活实践的同质化所造成的男性权威衰退，海明威试图寻求一种将男性身体的能量、个人意志与一门现实技艺结合起来的生存方式，即硬汉子生存方式。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他的叙述人杰克在斗牛士罗梅罗身上找到了这种理想的人生形态。小说一开篇，杰克就对科恩说，“除了斗牛士，没有一个人的生活算得上是丰富多彩。”[29] 在小说的第二部，海明威不厌其详地描绘了罗梅罗斗牛的每一个细节，让他的阳刚魅力在斗牛的一招一式中放电闪光。海明威还写到了罗梅罗拒绝美国大使的宴请，不在公众空间中说英语等细节。如此一来，罗梅罗就成了拒绝一切现代权力诱惑，坚守永不衰败的主体生命原则的化身。这个硬汉形象成了海明威心仪的表现对象，从此以后，他就越来越专注于建构自己不会被败坏的艺术话语——一种富有男性气质的文学话语模式：一个带着这样或那样现代伤痛的男人，在远离主流社会操控的边缘空间中，在打猎、斗牛、钓鱼、拳击、战争等行动中，以自己强有力的生命能量书写出一个又一个硬汉传奇。然而，由于海明威总是刻意打磨硬汉的男性光晕，以至于在他后来以硬汉为主人公的叙事文本中，硬汉身后原本复杂厚重的现实，在硬汉光晕的照耀下却越来越稀薄（詹姆逊称之为downthin）了。相比之下，在他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中，人物的自我意义追问，与二十年代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具体的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因此，引发了国外众多学者经久不衰的研究兴趣。据称，有些年份，在研究海明威的所有论文中，竟有一半是关于《太阳照样升起》的。[30]

詹姆逊在评价海明威时指出，“海明威对男性气概（machismo）的崇拜，正是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巨大工业变革相妥协的那种企图：它既满足了新教的劳动伦理，同时又颂扬了闲暇；他使趋向于整体性的最深刻、最能赋予生命力的冲动，同只有运动才能使人感到生气勃勃、没有受到伤害的现状调和起来。”[31] 在此意义上，《太阳照样升起》的成功意味着海明威已经找到了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悖论、承载他的生命意义扩张冲动的艺术形式。在上帝不在场的现代商业消费社会中，撇开海明威及其小说人物生命扩张冲动的伦理指向的复杂性不谈，仅就他的艺术话语的独创性、他对自己独创的艺术话语的忠诚性而言，海明威是伟大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以新教徒般的宗教虔诚来坚守自己的艺术话语，在越来越趋向于变幻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海明威的艺术与现实世界的裂隙也越来越大。最后，在写作了一部寓言式的《老人与海》后，他就只有靠撰写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来修补完善自己的伟大艺术家形象了。当他再也无力从事他的艺术拯救事业时，一声响亮的告别，也许是海明威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惟一的艺术修辞。正如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指出的，“海明威是一个被自己的艺术杀死的人，而他的一生所留下的教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值得借鉴：仅有艺术是不够的。”[32] 或许，还可以说，对于错综复杂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而言，仅有一种艺术的话语、权力的话语、知识的话语、伦理的话语等等，或许都是不够的。

[1][19] 康马杰《美国精神》，南木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634、621页。

[2][4][14] 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33、54、55-56页。

[3] 贝克《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林基海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5-126页。

[5][6][7][15][28] Michael S. Reynolds，The Sun Also Rises：A Novel of the Twenties，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8，p.80，p.46，p.46，p.59，p.23.

[8][9][10][16][17][20][24][27][29] 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赵静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86、24、26、125、125、163、前言第2、265、11页。

[11]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12][13]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0-91、151页。

[18] 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房炜、孟昭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21] 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8页。

[22] 马克·斯毕尔卡《〈太阳照样升起〉中爱情的死亡》，引自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23] 兰·乌斯比《美国小说五十讲》，肖安溥、李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5页。

[25] Debra A. Moddelmog，Reading Desire：In Pursuit of Ernest Hemingwa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99.

[26] Wendy Martin，“Brett Ashley as New Woman in The Sun Also Rises”， in Linda Wagner-Martin ed.，Ernest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0] 见邹溱《近年国外海明威研究述评》，载《国外文学》1995年1月，第27页。

[31]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49-350页。

[32]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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