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怀特和他的《特莱庞的爱情》

帕特里克·怀特

《特莱庞的爱情》英文版封面

1973年，瑞典皇家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因为“他史诗般的、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帕特里克·怀特是一位文学奇才，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幸福谷》（Happy Valley，1939）、《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41）、《姨妈的故事》（The Aunt’s Story，1948）、《人树》（The Tree of Man，1955）、《探险家沃斯》（Voss，1957）、《乘战车的人们》（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坚实的曼陀罗》（The Solid Mandala，1966）、《活体解剖者》（The Vivisector，1970）、《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1973）、《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1979）、《百感交集》（Memoirs of Many in One，1987）等12部；中短篇小说集《烧伤者》（The Burnt Ones，1964）、《白鹦鹉》（The Cockatoos，1974）和《三则令人不安的故事》（Three Uneasy Pieces，1987）等3部。此外还有自传《镜中瑕疵》（Flaws in the Glass，1981）；剧本《重返阿比西尼亚》（Return to Abyssinia，1974）、《大玩具》（Big Toys， 1977）等。

帕特里克·怀特1912年5月28日出生于伦敦，半年后回到澳大利亚。他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一位农场主，母亲也出生于富裕的农场主家庭。怀特在澳大利亚乡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3岁被送到英国接受传统的英国教育，“在英国公学把自己熨烫得平平整整”。但他难忘在故乡度过的快乐时光，痛恨被“熨烫”的4年。毕业后，怀特立刻返回澳大利亚，到牧羊场做“学徒工”。艰苦的生活环境不但磨砺了年轻的怀特，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32年，怀特再度到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文学作品，深受乔伊斯、劳伦斯、司汤达、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兰波、埃德蒙·威尔逊和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为其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幸福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在非洲、中东和希腊等地工作5年，1948年回到祖国澳大利亚，在悉尼远郊的一座农场和他的挚友——希腊人曼努雷·拉斯堪瑞斯过着牧羊人的田园生活。然而，这种平静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表象。退避三舍、离群索居的日子唤起怀特对人生深刻的思索，使他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如他所说：“我周围是一片真空，而我的天性正需要这样一片天地，以期满怀激情地生活。”在这片天地，他创作了《人树》《探险家沃斯》《乘战车的人们》等重要著作，在世界文坛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初，怀特从远郊农场搬到悉尼百岁公园马丁路二十号，在绿树掩映的书房写下著名的长篇小说《风暴眼》《坚实的曼陀罗》《树叶裙》《特莱庞的爱情》……直到1990年9月30日在那幢和他及曼努雷同年“出生”的房子里与世长辞。

作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属性。他的著作都涉及了澳大利亚历史的重要方面，以极其生动的笔触表现了澳大利亚生活的独特之处——五彩缤纷的内心世界的感知，乡音土语的特殊结构，喜剧式的社会生活的精巧优雅，以及澳大利亚人理念中阴郁的哲学思辨。帕特里克·怀特的小说刚刚面世的时候，读者往往大惑不解，并且感觉到一种挑战。因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位澳大利亚作家这样深刻地揭示这个国家的社会问题，以及这个国家的人们作为互不相同的个体内心世界的冲突。帕特里克·怀特描绘的这幅澳大利亚的画图并不取悦于他的观众。他表现了这块土地的美丽、友爱，也暴露了它的丑陋和破坏力。可是，经历了最初的抵制，读者总是很快就意识到，怀特的作品充满炽热的感情，努力向真理的目标求索。

怀特的创作方法对于读者也是一种挑战。他既植根于小说创作的传统，从诸如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哈代这样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又紧跟传统，热情拥抱现代派艺术发展的大潮，从约瑟夫·康拉德、D.H.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中获益。他以浓厚的印象派的表现方法、诗一样的语言、意识流、黑色幽默，以及叙事技巧、观点表述上的“支离破碎”，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态度引进到澳大利亚小说创作上来。他善于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在社会的荒原中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被认为是与乔伊斯、劳伦斯等齐名的现代主义文学巨匠。

但是怀特小说的读者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许是他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想象力。他把世界看作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灵与肉无休止的冲突。他试图将人类所有潜在的能力——从破坏力到创造力，从最崇高到最卑鄙，都包容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而他晚年创作的《特莱庞的爱情》更将他的这种努力推向极致。

帕特里克·怀特在自传《镜中瑕疵》中坦言：有时候我很纳闷，如果我生来就是一个只爱异性的普通男人，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或许会是一个自负的、夸夸其谈的家伙。当我因为成功，而面对那面可以透视灵魂的镜子夸耀自己的时候，也许会像歌德那样，突然发现比被自己抛弃的门徒艾克曼还差。我的地地道道的男性的基因会使我获得开拓性的快乐。作为父亲，我可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老头，孩子们会讨厌我，小瞧我，看透我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可能接受什么封号、勋章；死后甚至会为我举行国葬，尽管由于根深蒂固的虚伪，我总会装模作样地拒绝。

如果我是个女人，一定会是个生殖能力很强的母亲，不顾自己的辛劳，心甘情愿地为丈夫生出一大堆儿女。我会温柔多情，也会妒火中烧；会因为某种原因和结果忿忿不平，也会因为难以避免的失败暗吞苦水。或许我会选择妓女的生活。因为我可以比女演员扮演更多的角色。我会把男性“观众”哄得团团转，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手心里的一个可以任意玩弄的玩物。然后，当他扣好扣子的时候，就把他那张妄自尊大的人皮撕得粉碎，再扔还给他。要么，我会是个修女，白皙的脸庞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献身于人们最需要的精神上的爱恋。

我心中那种既爱又恨的感情赋予我一种洞察人类本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我相信，那些不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是不会具备的。我这幢不伦不类的“房子”尽管东倒西歪，不堪一击，但绝不会拿它去换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地道的男人或地道的女人所筑起的“城堡”。

事实上，帕特里克·怀特一生都在这幢不伦不类的“房子”的挤压中，竭尽全力地探求自我。而《特莱庞的爱情》就是这条探求之路上的一座丰碑。小说主人公尤多西娅（Eudoxia）/埃迪·特莱庞（Eddie Twyborn）/伊迪丝（Eddith）具有男性躯体和女性意识。像怀特笔下的其他人物一样，她/他渴望摆脱压抑的生存环境，寻找业已消失的自我。怀特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用主人公不断变换性别的尝试描绘寻找自我的痛苦历程。小说第一部以充满诗意的笔调描绘了埃迪·特莱庞为逃婚，突然失踪，“变性”为妙龄女郎尤多西娅，委身于年长其40多岁的希腊“皇室后裔”安杰洛斯，漂泊到一个法国小镇，过着远离尘世的平静安宁的生活。但是在这个他们自以为天之涯、海之角的地方，尤多西娅的母亲伊迪·特莱庞的密友琼·戈尔森太太突然出现，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平静与安宁”。琼·戈尔森太太是位女同性恋者，对尤多西娅一见钟情，穷追不舍。尤多西娅生怕暴露“真面目”，和安杰洛斯匆匆逃离小镇，途中安杰洛斯心脏病突发，猝死于法国边境一家小旅馆，从而解除了两人始终压抑的关系。小说第二部，主人公又“变性”为英俊潇洒的埃迪·特莱庞。埃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立功受奖，以中尉的身份退伍回到澳大利亚，出现在惊诧不已的父母面前。但他始终无法和父母建立坦诚相待的关系，在家中小住几日便独自一人到澳大利亚内陆博贡，成为父亲的朋友大牧场主格雷格·卢辛顿的“牧场学徒工”。埃迪在博贡深受大家的喜爱，来牧场不久便与格雷格·卢辛顿的妻子玛西娅成为情人。而与玛西娅关系暧昧的牧场经理唐·普劳斯因为和埃迪朝夕相处，两个人建立了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这种相互矛盾的关系，使得埃迪在感情的漩涡越陷越深，痛苦挣扎不得解脱，最终只能离开博贡，再次失踪。小说第三部，主人公又成女性。化名为伊迪丝·特里斯特夫人。此时，她虽然早已步入中年，但仪态万方，风韵犹存，吸引了英国上流社会的许多达官贵人。但伊迪丝“超然物外”，漠然视之。后来，在格雷文诺勋爵的资助下，伊迪丝在伦敦开了一家高级妓院，阅尽人间春色与丑恶。格雷文诺一直深深地爱着伊迪丝，伊迪丝也把他当作情人与心灵的依托，但她无法向他吐露真情，无法揭穿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在貌似奢华的幻境中苦苦挣扎，直到和格雷文诺最后一次见面，才明白不管他是男性还是女性，格雷文诺都深深地爱着她。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格雷文诺从战火纷飞的远方，写信给她：“如果我们有勇气，本来可以光明正大、充满人情味儿地彼此相爱。男人和女人并非人类等级体系中唯一的成员，尽管你我都宣称自己属于其中……‘爱’是一个被人用滥了的字眼儿，上帝已经被那些更懂得爱的人驱逐。而我给你的爱将成为爱依然存在的另外一个证据。”

然而，格雷文诺“爱的证据”并不能给伊迪丝带来希望的光明，也没有照亮她在一片黑暗中寻觅的自我。小说的结尾构思奇巧，震撼人心。尤多西娅/埃迪·特莱庞/伊迪丝的母亲伊迪·特莱庞奇迹般出现在战火即将燃起的伦敦，许多年未曾谋面的“母女俩”在一张夕阳照耀的长椅上“邂逅相逢”。

她们相互凝视着，伊迪丝的眼睛犹如蓝色和金色的碎片，紧张地燃烧。但她们的决心没有被那火焰融化。伊迪的眼睛犹如没有光泽的黄玉，与困惑不安的老狗的眼睛无异。还是那张娃娃脸，皮肤柔软、白皙。苍白的嘴唇剧烈地颤抖，最后不得不转过身去。

两个女人继续并排坐着，直到伊迪鼓起勇气在包里摸索着寻找什么。她找到一截铅笔，在祈祷书的扉页上潦潦草草写下几个字。

她用颤抖的手把祈祷书递给伊迪丝。那几个潦潦草草的字映入伊迪丝的眼帘:“你是我的儿子埃迪吗？”

……

她抓起铅笔，在祈祷书的扉页上划拉了几个字，那股野蛮劲儿连她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书递回到伊迪·特莱庞的手里，上面写着：“不是，但我是你的女儿伊迪丝。”

两个女人继续坐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

过了一会儿，伊迪说：“真高兴。我一直想要个女儿。”

“母女相认”，这令人泪奔的一幕似乎为小说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文学大师帕特里克·怀特给出的是另外一幅画面。与母亲相认之后，伊迪丝决定将妓院移交给助手艾达，开始新的生命之旅。她脱下薄如蝉翼的长裙，撕掉胭脂涂抹的“画皮”，恢复男儿身，以埃迪的身份去寻找母亲。遗憾的是，她/他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罗网，前往母亲下榻的旅馆路上，埃迪遭遇敌人空袭，惨死在血泊之中。母亲却在炮火连天的伦敦大轰炸中继续做着与埃迪/伊迪丝团聚的梦：

……我绝不能让伊迪丝失望，既然找到了她——伊迪丝/埃迪。无论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这块肉是怎样一个存在，现在都已经回到她/他的归属之地。

坐在花园里，在白鹭的鸣啭和水龙头滴答作响的水声中一起晾干头发，我们终于体会到和谐的美好。

她喜欢鸟儿。晾干头发等待伊迪丝/埃迪的时候，一只白鹭栖息在石头鸟池边缘，喙啄着池里的水。它弄乱羽毛，歪着头看她，摇了摇小丑帽似的、丝绒般光滑的羽冠，把喙伸向太阳。

“把喙伸向太阳”，是《特莱庞的爱情》贯穿始终、令人难忘的意象。它象征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对自己追求的目标并无把握，但从未停止过努力。而太阳下的现实是：无论他以男性的面目出现，还是以女性的面目出现，都将以失败告终。

《特莱庞的爱情》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为了表现主人公追寻自我的不懈努力，作者除了描写他/她改变性别的尝试之外，还有意识地变换主人公的生存背景、职业、身份。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30多年，连接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部的背景是法国海滨小镇，第二部是澳大利亚中部牧场，第三部是英国首都伦敦。第一部主人公是“皇室后裔”希腊老人安杰洛斯的妻子；第二部是博贡牧场的“学徒工”、女主人玛西娅的情人；第三部是高级妓院老板、格雷文诺勋爵求而不得的恋人。这就使得这部山水迥异的小说色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小说涉及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方言土语、生活习俗当为帕特里克·怀特作品之最。再加上作者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时空颠倒的意识流动，读起来扑朔迷离，云里雾里。所有这一切对于译者都是极大的挑战。在迎接挑战、潜心翻译的两年里，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两只公鸡》（Two Roosters）合作者——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人文学科学院院士大卫·沃克（David Walker）教授和他的妻子凯伦·沃克（Karen Walker）教授的热情帮助。两年间，每当我陷入困境，不知所措的时候，便求教于他们。两位教授总能及时相助，动用他们的知识宝库，引经据典，答疑解惑，使我柳暗花明，茅塞顿开。毋庸讳言，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才使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避免了许多贻笑大方的错误，尽管华丽的文字背后一定还埋藏着许多令人汗颜的纰缪。还望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热爱帕特里克·怀特作品的读者不吝赐教。文学翻译实在是一门让人常感力不从心、又爱又恨的艺术。这或许是我翻译完这本书之后，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本文为《特莱庞的爱情》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