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恒久的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中）

•                  ——《蓝花旗袍》作者川沙和加拿大OMNI主播郭然的文学谈话

•           原载加拿大《绿色生活》周刊文化专栏  201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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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加拿大著名作家、长篇小说《蓝花旗袍》作者川沙

           加拿大OMNI电视台著名主播 郭然

     时间：2012 8 14

        地点：多伦多

辩论中的川沙 Photograph: Lily Huo

写作中的川沙 Photograph：George Ho

郭然：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那要有多少矛盾冲突和人物塑造才能构建而成啊，你的小说中有上百个人物，你是怎么样处理这些人物、塑造他们个性的？

川沙：坦率地说，不可能将小说里的人物每一个都写得生动，《红楼梦》、《安娜.卡涅尼娜》和《包法利夫人》都做不到，甚至莎士比亚的部分剧本也是一样，这些，在后世的批评文章里很多都是定论，有些甚至是败笔，例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篇幅并不长，写得也很精细，但是，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里，也批得体无完肤，但是，还是在历史的多次大浪淘沙中光芒四射，瑕不掩瑜。在小说里，主要人物以外的一些次要人物是关系的连接和出场的陪衬，可以写好，写得跃然于纸上，但是，他们出场的频率低以及在作品中的次要性，决定了他们重要性亚于主要人物。其实，情节写到一定的时候，小说就是人物们在自己推着走了，作家只是记录而已。这样的状态有些时候会打乱早先的布局，实际上，这样的状态就是真正的写活了。当作家想要主观强行引导时，小说人物会和你抵触。自己也会感觉到别扭和出了问题。我个人的感觉，一部有生命的小说，一首有灵魂的诗歌，必须有一个第一冲动，就是物理学上的脉冲，这个脉冲一定是产生于一个能量源。这个源头的矿藏越丰富，它释放的能量就越加强大和持久，这个能量波或脉冲的记录，就是你的作品。每人都有这样的能量，但是，艺术家用不同的形式表达。《蓝花旗袍》最早的冲动是我的一个梦， 1995年，我在爱丁堡住了一年，我住在爱丁堡濒临福斯湾北海边的一座百年老石头房子里，那座房子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整个爱丁堡和那座房子都非常的异国情调，一段时间，我时常在外边观剧，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出现了我的父亲，地点是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梦醒之后就记录下来一些片段，这些片段是一个很深的种子，深深地埋在潜意思的深处，折腾了我十几年，总是欲罢不能，直到写完，它才消停。所以，托尔斯泰谈到《安娜。卡列尼娜》创作冲动是一个女人，甚至是一个女人的胳臂的幻影，我很能够理解。我写诗歌的习惯是，很大一部分诗歌是记录自己的冲动，然后束之高阁，往往几行字，记录下时间，地点，主要在日记里。忘记了的，几年后失去了写作愿望的，一定不写了。这些脉冲有些十几年还牢牢地存活在记忆里，这一定是好东西。

郭然：现在，中国每年都要产生上千部长篇小说，从网络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很多作品根本达不到出版水平。你作为诗人和作家，你所理解的真正的作家和作品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和情形呢？

川沙：这个问题不适合我来回答，因为，我也在学习，在追求。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作品和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相关的。就是对艺术的态度。他应该是一贯的，诚实的，踏实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对文学，对他的写作，应该当成是一个信仰，既然是信仰，就是崇高的。这看来好像是在唱高调，但是，一个作家，无论他对生活是什么态度，在其内心，他对文学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否则，这个热情，这个狂热的爱好，怎么坚持，不是坚持几天，几个月，几年，而是坚持一生。所谓文学青年，很多就真的只是文学青年而已，就是热闹一阵子。这个问题，发生在很多早期的甚至所谓作家身上。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本质上，还是要看他的作品在图书馆能够待多久？在多少图书馆里待着？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是以一个作家的生命时段来衡量的，因为这个时间间隔太短，在标尺上刻度区间太小。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一个作家就应该耐心仔细热情地从事写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淡定和持久。本质上，一个作家，戏剧家，诗人，能够传世的东西，在其作品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对于作家来说，很多是要被时间淘汰的。因此，文学包括艺术，应该是一个失败的事业，成功者凤毛麟角，但正是这样，就显得更珍贵，因为珍贵，它变得像是一个理想，一个追求的目标，变得神圣化起来。因此，一个作家没有在内心把文学当成一个神圣的理想和崇高的目标，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郭然：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要缠绕一个作家数年甚至十数年。从你的经历来看，你从事不很赚钱的文学创作已经三十多年，而且很多中外作家都是终身创作。有人说作家就向朝圣的圣徒，就像麦加的朝圣者、西藏的朝圣者那样，一步一跪地去朝圣。他们都有内心，都有一个精神支柱。你同意这样的比喻吗？

川沙：我不完全这样看。如果我们能够同意，一个圣徒也是一个凡胎俗子逐步过渡到更加超尘脱俗，那么，我部分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一些好作家在私生活上也是一塌糊涂的，说以，什么叫圣徒，如果说他坚持写作的坚韧毅力象圣徒，这个我同意，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成长和变化的过程，不是直线的，是曲折的。但无论怎样，他内心应该有一块净土。就是王小波说的，一个诗意的世界。拿我自己来说，早期，很多事情很糊涂，或者莽撞，甚至不可救药的，在一些事情上很失败和挫折，当然，这和环境有关。我本身是这样，所以，我在个性上喜欢有弱点的对人诚实的人，而不太喜欢那种所谓完美的人。所以，说到这里，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具有大爱的人，你的爱有多大，你的胸襟就有多大，你作品的天地就有多大，文若其人，就是这个道理，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愤青，我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常常在街上为了城里的人欺负农村人和别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让我脾气变得很糟糕，我的性情很直，所以，我当官、从商都是不行的，但是，这些东西内化到作品里，形成我对世界的看法，代表作品的主要的精神，我觉得，这是对的。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精神支柱就是对人类的大爱。当你愤青的时候，你是小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特别是阅读所扩展的你的眼界，你进入大爱，这是写作最需要的。我觉得，一个不能见义勇为的人，一个不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我很难想象他能够成为一个读者喜爱的作家。大爱是从小爱开始的。一个有大爱的作家，他既是他的作品世界里的法官，也是警察，但更是心灵的治疗师等等，他爱他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即便是恶棍，他用恶棍的下场来拷问这个世界。

郭然：我采访过一些国内和加拿大的作家，他们都谈过创作环境的问题。你觉得，加拿大这个环境对你进行文学创作是否有利？

川沙：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坦率地说，早期在国内，无论是文革和文革之后的环境，还是后来的商业大潮，让人很难安静创作，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中的国家，几千年几乎一层不变的文化氛围，现在又处于互联网时代的巨大冲击，你可以身处大事件的漩涡中，但是，这漩涡往往让你在其中只能旋转，旋转的状态怎么创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米兰·昆德拉谈的是政治和外来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在一些时候，是内在的腐蚀和诱惑，这些东西会使一个人失去方向。年少的时候，我也是很捣蛋的，开始让我改变，是家里的情况发生变化之后，鲁迅少年时代开始对世态炎凉的看法，让我在自己的经历中有所领悟。我们的父辈是吃苦耐劳，有着理想和事业的一代人，但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更弱。环境变化之后，特别是出国后，身边有很多不错的朋友，他们很崇高，很友好，很有理想，他们很勤劳虔诚地坚持自己认定事业，恪守自己的主张，这样的状态感染了我，特别是北美，尤其是加拿大，有一群文学的爱好者，甚至相对专业的诗人和作家，当然，我说的不完全是华人，这件事情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他们的状态很纯正。就像以前在国内的学校里一样，我是属于很捣蛋的一类，就是很另类的学生，但是，他们是好同学，他们很用心的写作，这让我觉得，应该向他们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写作的态度。夜深人静伏案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就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两边，在两三千公里半径范围内，有一些我们同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作家在写作，在文学史上留下他们的脚印，这件事情让人很能够感觉到生命的意义，让人觉得应该向上提升自己，而不是象早些年在国内那样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或混日子，所以，我感谢加拿大这样的土地和游戏规则，这样的更纯正的生活态度，这样的地球村式的生活方式。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无论什么国家和背景来到这里的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贵族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难民也好，到了这里，大家都得归零，都得学习和劳动，于是，很多优秀的人物就体现出来，我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朋友，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一些体力劳动者，农民工人，或者出生底层的所谓难民，他们在生活上感觉到来到了天堂，同样是靠劳动，他们在这里的报酬得到很高的提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则是在内心深处来到了一个广阔自有的天地。谁不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呢？谁不想向成功者学习，并走向成功呢？这就是最基本的动力。这儿的环境是一个可以持久的环境。一个公平民主的环境，他让一个作家很平和地看待世界和自己，很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写作，这里的环境很难让一个从事写作或艺术的人狂热起来，从而过高地把自己当做一个高于正常人的所谓明星，让他跌入事业的陷阱。所以，这里的环境很适合长篇小说这种需要持久耐心去创作的状态。